国际金融危机给国内外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暴露出更多的结构性矛盾，国内经济表现出结构趋优、增速放缓、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此时，我国互联网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互联网行业稳健发展，网名数量逐年攀升，意味着互联网成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拉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希望通过已有的规制、区域合作平台，延续和发展多边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合力打造命运共同体。通过将互联网产业与此倡议结合，更好地协助我国政府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三个目标。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建设、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基于国内外研究者就互联网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的已有成果，发现以往研究大多数都以单一变量作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对不同部门国际贸易的影响，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其次，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出口现状，表明互联网并非纯粹正向影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接着，本文依靠国际贸易成本理论和新要素理论分析互联网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机制，理清互联网影响国际贸易的路径。再者，以网络就绪指数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将进口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出口国互联网发展水平、进出口国相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纳入引力模型，以4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8-2015年数据为样本，实证了三者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是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份额的决定因素和关键要素，以往对互联网的研究结果严重被低估，且进口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要高于本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区域进行回归，得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不一致，进口国效应对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促进效果越明显，出口国效应对经济越发达的区域抑制效果越明显;基于ISIC四位数分类标准将制造业行业分为十个子行业，从中观层面实证了互联网对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得出进口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并非对所有制造业子行业都表现为促进效应，出口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并非对所有制造业子行业都表现为抑制效应。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国家层面的变量进一步消除内生性偏离。最后，根据本文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应以中国已有的互联网应用优势和规模优势，将互联网领域从生产向消费延伸，提升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提高各领域的创新能力，形成拥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新动能;把握互联网创新契机，以新型商业模式拓展经济发展新引擎;应充分考虑进口国互联网发展现状，降低贸易成本以促进国内货物出口，实现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质转变;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电子商务发展优势，加速电子商务发展，拓宽电子商务发展渠道;对木制品行业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销售渠道，优化行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