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然而,学术界对《明夷待访录》是等待清王朝的君主还是汉族君王来访,尚无定论。学术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待访对象尽管得出了不同结论,但观其论证过程和所持依据,主要有三种,笔者对此要一一辨析:一是把《明夷待访录》书名中的“明夷”和《题辞》中“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明”简单理解为“明朝”,“夷”等同为满清政权,并由此推断黄宗羲是在强调华夷之辨。实际上,“明夷卦”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是指若处于一个险恶的境遇,人不仅要执著于自己的追求,也需要善于避其锋芒,明哲保身。因此,二者的原意是指导人在特殊条件下如何为人处事,与“夷夏之辨”没有直接的关联。二是根据“箕子之见访”一语判断黄宗羲是等待清朝君主的访问。箕子待访的是通过革命推翻其宗国,弑其国君的“西夷”周武王。王冕待访的是推翻蒙元政权的汉人朱元璋。就种族而言,二人待访的指向截然相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同时运用这两个典故,说明他不是刻意通过这两个典故来隐喻他的待访指向。实际上,箕子和王冕待访的根本目的相同,都是以“万民”为重;二者的处境遭遇也相同,都怀才不遇。黄宗羲与二人的处境、遭遇及志向、理想十分相似。黄宗羲开门见山地运用这两个典故,并用“明夷”卦来给《待访录》命名,应该只是表明黄宗羲希望他人了解他之艰难处境的良苦用心,并非刻意用此表达他的待访对象。三是有些学者认为,在黄宗羲看来,明朝还有复兴之可能。甲申之后,黄宗羲义无反顾地追随南明鲁王,参加抗清复明的斗争。但被奸党把持的南明朝廷毫无匡复之意。至康熙初年,南明诸政权都遭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因此黄宗羲认为复明无望,这从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屡次表现对代明而兴的清朝这种既成事实的承认,也可以看出来。黄宗羲待访的“后王”是清朝君主。从黄宗羲在《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对清廷的称谓之变化,从他同时代及后世的人对其书和其人的指责,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人主受命于天”的天命观和统治的合理性——“后之圣王安富天下”的帝王使命感,从他最初强调夷夏之辨到从文化上认同清朝,从他对二十年后进入盛世时期的预测与印证,可以看出黄宗羲的待清访问是无疑的。虽然黄宗羲待访的是清朝君主,他也有极强的“传道”“济民”之“职志”,但是他不能直接出仕清室,也不能公开直言他是等待清君的访问,因为他还有很深厚的故国之情,对父、母的孝道,与师、友的情义和对气节之荣的向往等情感负担。黄宗羲没有彻底摆脱这些情感的束缚,实现对清朝的“情感认同”。此时,情感成为一种既定的力量和限制的给定,与“理性认同”发生着激烈尖锐的冲突,使黄宗羲的每一次抉择不但不能随心所欲,相反是非常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