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的产生与发展与祭祀密切相连。《周颂》的产生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古以来的祭祀礼乐既是其前源。因此,《周颂》产生的源头可追述到先周时期。颂是祭祀的文化载体。《周颂》反映了先周及周的宗教祭祀状况,集中体现了上古以来对血缘观念的重视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礼乐产生之初皆以祭祀为载体,但周代礼乐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成熟姿态。礼乐的成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礼目的扩展,二是礼乐政治内涵的增加。作为祭祀礼乐,《周颂》涵盖了周代“五礼”的内容,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集中体现。周人宗教改革重新建构了天人关系,其基本立足点在为人设想。周人首先以天命观念改造了殷商的上帝观念,建立了更为和谐的天人、神鬼关系。周人一方面尊从天的至上性,宣扬天命为其政治活动张目,另一方面认识到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周人天人关系以“德”为内质,将天命与人的德行功业联系起来。周人神鬼观念集中体现在对祖先祭祀受到重视。在《周颂》中主要表现为先王崇拜。《周颂》祭祀注重祖先的德行。总之,《周颂》反映了殷商以来天人观念、神鬼观念变化中对人的重视。宗教神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周颂》产生的文化土壤。《周颂》集中体现了周人宗教神学观念,同时也寄托了周人的政治统治理念。周人以道德伦理为政治器械。“德”由周人带入宗教宗教政治序列。周人倡导“以德配天”思想,首先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宗教改革口号反对殷商宗教神学,代殷后又以实行“德治”。周公改制既包括道德方面的建设。《周颂》中“文德”、“求懿德”、“惟人是用”等思想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政治权术,是周人宗教理论和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周人以礼乐为政治制度。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礼乐纳入政治轨道,成为别上下、分尊卑、维持世袭等级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周颂》反映了周人以礼节人、以礼治世的“礼治”思想,也明确了周人不同于殷商的文化建设方向。总之,《周颂》结合了神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内容,蕴含了周人博大精深的礼治与德治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