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兴盛,左联成立后,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功利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启蒙派。双方在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批评标准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双方的分歧达到了顶点。鲁迅逝世后,大规模的论争停息下来,但双方不同的文学观点仍然存在,并在以后的延安岁月里继续发展。丁玲、艾青、王实味等作家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传承了鲁迅的启蒙主义精神,在延安初期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杂文,批判人民群众思想深处的愚昧落后,呼吁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和温暖,追求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同时关注着革命中革命者、群众与革命的关系,思考着需要怎样的革命者和群众,才能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所以,他们肩负着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延安形成了一股与五四启蒙思潮一脉相承而又不尽相同的启蒙文艺思潮。同时,左翼功利派的观点也发展到了极致,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用党的文艺政策的形式规定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规定了文学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由于左翼启蒙派、功利派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认识不同,导致了双方思想的矛盾,冲突,直至启蒙话语被政治功利话语消解,启蒙思潮迅速衰落下去。启蒙派作家也失落了其启蒙地位,在自我消融的痛苦中,踏上了不断自我怀疑,自我改造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