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韩两国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相通,自建交以来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50亿美元,飞速增长到2015年底的2273.7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902.37亿美元,自韩国进口1371.4亿美元①。在此基础上,中韩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是两国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方式,而且对于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密切联系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生产的全球化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使得分工层次从产品层面细化到工序层面,各国专业化生产的不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获得少量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并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低端处于被俘获的地位,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更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威胁,因此中国制造业沿全球价值链自发性的升级会遭遇困难和障碍,升级存在约束和上限,多停留于产品升级,而难以实现功能升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合作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而一国高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收益。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在研发、创新、设计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占有优势,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低技术劳动力和初级资源等低级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占有优势。中韩FTA不仅是对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而且是中韩双边贸易领域的制度变迁,是对中韩双边贸易所依赖的契约环境的治理和优化。契约实施质量的提高会使要素的跨国流动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从而进入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或者生产环节,为中国制造业抓住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以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与重组为契机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提高中国在中韩双边贸易中的分工地位和贸易利得。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理论、增加值贸易理论和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中韩FTA的实施为背景,分析中韩FTA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和契约环境的改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1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思路和方法、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主要是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增加值贸易理论和契约理论的梳理和回顾,以及对中韩贸易自由化进程和中韩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第三章是中韩FTA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路径机制分析。基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中韩FTA设立后的关税减让为基础提出了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路径机制,首先基于Dixit-St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中韩FTA中所隐含的贸易自由化进行抽象并引入到模型中,然后借鉴Antras等(2013)、Alfaro等(2015)的研究方法在不完全契约环境下,结合全球价值链背景和企业边界选择产权模型,构建数理模型用以分析中韩FTA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第四章是对中韩两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和参与程度进行分析、测度与衡量。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GVC Position Indices)和 "GVC 参与度指数"(GVC Participation Indices),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 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业行业在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第五章是对中韩双边贸易进行分解和增加值测算。同样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构建系统化的双边贸易利得衡量体系,对中国与韩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贸易利益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并对中韩双边贸易额的价值含量来源和最终吸收地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行业出口贸易中的价值含量进行了分解,以此分析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获利不多的根本原因。第六章是对中韩FTA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理论研究结论展开实证检验。检验分为中韩FTA实施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检验和对中韩FTA实施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内在机理的检验两部分。第七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不足和展望。主要是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在理论推论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的前提下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指出了文章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高于韩国,呈U型发展趋势,2005年降到最低后一直在缓慢回升;而韩国的价值链位置则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制造业内部来看,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分工位置逐渐提高,不断向上游位置靠近;中技术制造业的分工位置较为稳定且变动不大;高技术制造业的分工位置波动较为剧烈,呈现出与中国整体相同的U型变化趋势。韩国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分工位置较高,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较低且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中韩两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年提高,且韩国的参与程度高于中国,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从制造业内部来看,中韩两国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程度均有所提高,中国部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融入程度上升较快,韩国部分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参与程度有所提升。第三,在中韩双边贸易中,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最终产品贸易为辅,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主要被直接吸收和用于再次出口,韩国出口的中间产品主要被其他国家吸收;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价值来源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价值来源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其中含有的中国价值较多:中韩两国在不同的制造业行业的价值链分工中呈现不同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韩国处于中间产品生产的高附加值环节,中国处于最终产品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第四,中韩FTA的实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形成积极的影响,能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和最优产出水平,并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和增值能力的增强。其内在影响机理可以表述为,优化中国要素结构和改善契约制度环境是实施中韩FTA提高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五,中韩FTA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和增值能力的增强,且对增值能力的影响更大;契约依赖程度、国家要素结构、契约环境质量等影响较为显著,行业契约依赖程度越高,FTA实施对其影响越大;对外直接投资和研发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而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弱;汇率对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对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则不显著;两国的政治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敏感的朝鲜半岛局势经常对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造成冲击,稳定的政治关系才能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