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近代中国鲜有的极富才华与造诣的女性作家兼翻译家。1943年,作品《金锁记》发表,在之后近三十年中,张爱玲对《金锁记》进行4次反复的改写与自译,成为文学史乃至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其中付诸于出版社发表有《金锁记》、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以及The golden Cangue共4个版本。20世纪后半叶,翻译研究相继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学转向。但二者都陷入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极端。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图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学。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同时考虑语言学因素和文化学因素,解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学转向的对立局面。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旨在研究社会学三大维度场域、资本和惯习对张爱玲写作和自译影响。研究发现,场域、资本和惯习对张爱玲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场域是外部因素,具有间接影响性;对于张爱玲所掌控的资本,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张爱玲写作和翻译的动机因素,总体影响力很弱;只有惯习是内部因素,对张爱玲写作和翻译具有最有效的影响力。根据布迪厄的定义,惯习是一种结构化的结构,这种结构化的结构又倾向于呈现新的结构。所以本文作者推断不同的场域和资本影响产生不同的惯习。按照这一思路,本篇论文研究在场域和资本共同作用下,张爱玲呈现出半文言文式中文惯习,自我东方化式英文惯习,读者导向型和跨文化型翻译惯习。张爱玲的惯习极大的影响了《金锁记》及其改写和自译本。在半文言文惯习影响下,《金锁记》呈现古典旧式小说的风味;在自我东方化惯习影响下,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英文改写具有“翻译腔”的特点;在读者导向型翻译惯习影响下,《怨女》英译中是彻底的归化翻译;在读者导向型和跨文化型翻译惯习双重作用下,The Golden Cangue中译英兼有直译和意译,以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际效果。综上所述,从社会学理论研究张爱玲自译《金锁记》及其4个版本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社会学因素对张爱玲的写作和翻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惯习的影响力最大。在惯习的影响下,《金锁记》及其4个版本的改写改译呈现各自的特点。本研究不仅扩充了张爱玲自译《金锁记》的翻译研究,而且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既能考虑到翻译的内在要素即语言层面的转换,也能考虑到翻译的外部因素即翻译过程中文化历史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