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社会思潮,以“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为中心,充满了迷信思想,内容荒诞不经,长久以来,谶纬也因此遭到诟病。谶纬任意解经,的确无益于经典,但其内容包罗万象,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对当世及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志怪小说产生于汉代,并于魏晋南北朝时逐步兴盛,其内容同样丰富驳杂,行文神奇诡异,与谶纬有异曲同工之妙。志怪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甚至直接承自谶纬。二者之间的联系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引起了笔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重视。文章以谶纬和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材料解读和对比分析,以期探明谶纬对志怪小说的重要影响。西汉末年,谶纬借助于政治的力量逐步兴起,有识之士认为其妖言惑众,大力反对,但并不影响谶纬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东汉光武帝时期,谶纬发展至鼎盛。曹魏以后,谶纬屡遭禁止并逐步衰落,但它已深入人心,并没有就此断绝,反而以其诡怪的神秘思想不断冲击着儒家传统中的“不语怪力乱神”之说,文人思想得以解放。许多文人精通谶纬,其中不乏志怪小说作者,这为志怪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其中的神魔鬼怪形象和阴阳五行之变等情节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谶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其丰富的物象、华丽的辞藻、灵活多变的句式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都对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志怪小说的角度来看,谶纬中有许多材料,其虽然叙事简略,但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摹人写物生动细致,而且具备出色的虚构能力,完全能当作小说来读。这些内容和思想也对志怪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被直接继承,或被进一步创造。从形象描写来看,谶纬与志怪小说之间联系密切,尤其是圣人圣王、孝子孝妇和鬼神精怪等形象。圣人圣王是谶纬中最具特点的形象,谶纬往往以感生和异貌来显示其神性,这一特点被志怪小说继承。志怪小说不仅直接袭用了许多材料,还进一步创造,将感生异貌模式运用于俗世帝王和普通人的形象塑造上。孝子孝妇的形象在谶纬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但他们是孕育于谶纬“孝感天地”的思想。孝心可通神明,致使各种神奇发生,动植物可非时而生,孝子可免灾得福,不孝之人或不敬孝子者也会得到上天的惩罚。志怪小说中还有大量的鬼神精怪形象,他们的产生与变化大都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从故事情节来看,谶纬与志怪小说在妖祥符命、阴阳五行、地理博物等相关的情节设置上联系紧密。志怪小说中有许多涉及妖祥符命的故事,如灾异谴告和天书谶言,它们都是上天传达旨意的媒介。这些情节大多出自谶纬,或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创造而成。受“阴阳互通”思想的启发,志怪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起死回生、人鬼相恋等情节,使人间的真情至性得以宣扬,而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模式也在志怪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志怪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地理博物体志怪,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志怪小说,情节性较弱,但就其内容来看,亦不乏谶纬地理观的影响。除了形象塑造与情节设置,谶纬还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影响着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首先是想象力,谶纬中的内容虽然荒诞不经,但其中却充满千奇百怪的形象和变幻无常的情节,这也是志怪小说所共有的特点。其次是文笔之美。第一是辞藻华丽。谶纬多写祥瑞,重视五色,所写之物耀人眼目。志怪小说吸收了这一特点,在对古代圣王的描写中多有体现。第二是句式的多样。谶纬造句十分灵活,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更有杂言交错。志怪小说以散体为主,但也有大量整齐句式,可见谶纬的影子。第三是修辞手法的使用。谶纬篇幅巨大,其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铺叙,在摹人写物时又常用比喻和夸张,其塑造的许多动植物形象又带有阴阳五行思想的特殊含义。而志怪小说同样善用铺叙、比喻、夸张、象征等修辞,主要体现在对仙人仙境、地理博物、圣人圣王等内容的描写上。结语部分,笔者对文章主要结论做了简要论述。文章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学者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