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是鲁迅杂文的主要生产空间,现代大都市给了鲁迅独特的城市经验来进行杂文写作,鲁迅杂文所探求的思想,所诉求和付诸的实践,以及所形成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风格,都离不开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经验。在鲁迅杂文的研究中,作为一种“空间”视角的“北京书写”需要予以重视。北京的“新旧混杂”表征着中国现代转型的典型形态。对于鲁迅而言,“新旧杂糅”的北京不断生产出“现代性的焦虑”,并与鲁迅成长阶段中的“创伤性经验”交汇,在此过程中,鲁迅个人的、民族的、时间的、空间的经验遇合在一起,杂文成为这种经验的最集中表现形式,北京因此在鲁迅杂文中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充满了隐喻意义的,被象征化了的城市。鲁迅是怀着启蒙之梦来到北京的,现代启蒙的主题本身就预设了城市对乡村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前的六年时间,北京给予鲁迅的是失败的经验,他有了被关在“铁屋子”的空间感。面对“铁屋子”的境遇,鲁迅一方面认同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经验;一方面以对“杂文体”文本的阅读寻求对日常自己的超越,在二者所形成的张力之中,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觉,并最终选择了杂文作为自己的文学生产方式。鲁迅在北京经验下的杂文生产,一方面离不开在都市中所初步形成的现代“文学场”,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当时北京的社会政治环境。1920年代的北京,杂志、学校与社团三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公共领域,鲁迅积极进入公共空间,以写作感受着城市空间的巨大文化潜力,他将自己独特的经验表现于笔端,而这种写作既体现了当时文学生产方式的特点,又必然包含着一种“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纠缠,杂文亦是在这种复杂纠缠中“挣扎”而出。城市经验总是与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的,北京的“空间政治”与现代新知识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鲁迅特有的城市经验,其从两方面影响了鲁迅杂文的生产和流变:一是更坚定了鲁迅的杂文写作姿态,他以对《新青年》批判性话语的坚持去颠覆权力与现代知识者共谋的话语场;二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增加的对现代知识分子持续进行批判的新主题。在北京经验的影响下,鲁迅杂文的现实感和政治感越来越强,“墨的谎言”与“血的事实”彻底刷新了鲁迅杂文的思考方向。1926年,鲁迅因革职、打官司、支持学生等事情,更因杂文的不断“惹祸”,“逃出”北京。“逃亡”是鲁迅重要的城市经验,“逃亡”既是被迫亦是鲁迅自己的主动选择,与之相伴,鲁迅在北京的杂文写作也走到了终点——“坟”,“坟”所意味的“死亡”是解开鲁迅思想和杂文生成的重要精神密码,“坟”所给予鲁迅的经验,并不仅仅意味着终结,还有一种“历史的中间物”和“地理中间物”的体验,而上海就是这样的新的“地理中间物”。从北京到上海,在“地理中间物”的转换中,鲁迅的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十里洋场”和上海弄堂成为他生活、写作的新的坐标。上海对鲁迅而言是一次身份的革命,他不可避免地与上海高度物质化的日常生活,海派文人、出版商还有普通市民发生密切联系,这形成了鲁迅与上海的经验际遇。鲁迅对摩登上海的都市空间有着清醒的认识,上海有着与北京不同的、分裂的公共空间,面对上海残酷的政治压迫,鲁迅的韧性和智慧使得杂文总能在城市空间中生产出来。鲁迅发现了殖民上海的多层空间结构,这不断强化着他的空间政治感受;上海既是一座摩登之城,也是一座汇聚革命潜能的城市,上海的革命情境与鲁迅的革命经验在殖民空间中遭遇,由此发生的“革命文学”的论争深刻影响到鲁迅杂文和思想的流变,鲁迅的杂文生产与革命的“反抗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立此存照”的方法和意识在鲁迅杂文中越来越强烈,最终,鲁迅将杂文与现代城市媒体的关系发展到了极端,写下了“立此存照”的新型文本,这是一种以“反艺术”的方式而进行的艰难的“空间的生产”。鲁迅在北京、上海的城市经验与其杂文诗学紧密相连。鲁迅的杂文是“震惊”艺术的典型,“震惊”经验被鲁迅置于艺术创造的核心,鲁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越界”,对“黑暗意识”和“危机时刻”的展现,对形象感和视觉性的重视来表达“震惊”经验,鲁迅杂文因此成为能带来“震惊”效果的文学生产形式。鲁迅杂文亦是鲁迅在都市“行走”的空间修辞学,“走”的修辞学形成了鲁迅杂文节奏与都市的互文性和对都市节奏的超越,造语的曲折,以及异于传统文学表现方式的美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