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宗教社会学经典论述,巫师的神圣性源于私人关系的建构,而在人类学的论述之中却又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比较当前中国民间信仰与巫师的互构关系,巫师获得其神圣性与生存的空间既不局限于其固有的私人性,亦非由社会交换关系来构建。本文通过与涂尔干的巫术“私人膜拜”、莫斯的“礼物模式”、桑高仁的“灵验模式”进行对话,结合在广东省荷乡地区的实证研究,梳理巫师的“神圣”身份建构途径及其行动逻辑。论文的研究结论是:“巫师的神圣性来自于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建构”。因为,民间巫师的神圣性身份建构的核心要素是其拥有“通神力量”及“神圣能力”,巫师通神的灵验身份主要是通过其本身拥有的“神圣能力”来表达。此可称为巫术信仰的“通神模式”(或“人神兼通模式”),经由私人性和社会性双重逻辑建构而成。其中,“通神模式”回应了涂尔干所提出的宗教神圣性来源于社会的“集体模式”,但有所区别的是,巫师的身份并非只是在仪式中获得的,而是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传播、社区传统秩序、私人关系信任中。这种日常例行化的建构,类似于莫斯所提及的人神互惠“礼物模式”,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人与神之间短期交换的循环,而需要以神圣能力及其“灵验”作为“交换”的中介及表征。这种灵验要素,正是论文致力研究的内容。它借助“通神力量”的群体展示和共享现实来加以表达,因此,这一模式也能够解决“灵验模式”中灵验性表达缺乏中介的不足。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具体身份,其身份的神圣性建构结果能够呈现为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征。但民间信仰中普遍规则的缺失,使巫师的神圣能力或通神力量无法体现到民间社会的公共交往层面,只能集中发挥在仪式场域和在信奉者私人层面而构成一种私人交往秩序,这就构成了巫师自身无法解决的身份问题。这一问题还涉及民间文化建设问题,民间文化建设既需要个人主体性,也需要社会性和公共性。因此,民间巫师如何被其他社会文化所规范和整合,共同成为目前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资源,这方面仍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