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采用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个人财产。近年来,除了一般的个人遗嘱,在我国民间还出现了夫妻之间的共同遗嘱。一方面,我国的传统就是当父母一方尚在世时,子女一般不立即继承财产,通常会等到父母全部去世以后,才会商议财产的继承。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很难分辨明晰,实务中也常会出现因处分了另一方财产的部分导致遗嘱内容的部分无效。因此很多夫妻都愿意采用这样的遗嘱方式处分自身或者共同的财产,可以保障一方不会在另一方去世后受到冲击,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维系家庭的和睦关系。但是,围绕共同遗嘱是否有效、何时开始继承、任何一方能否自由更改遗嘱等问题的遗产继承案件,由于我国尚未设立明确的共同遗嘱制度,而处于法律适用混乱的状态。本文就审判中出现的争议问题,结合学说、判例、域外立法,在现有继承法范围内对共同遗嘱进行探讨。本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典型案例,总结共同遗嘱审判的困境,再通过探寻共同遗嘱本身的性质和特征,考察现行法律体系下是否有可依据的法律规范。第二部分,针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空白导致的现实困境,建议设立共同遗嘱的相关制度。通过吸收学界的不同观点,结合域外的立法例,探寻建立共同遗嘱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第三部分,借鉴德国法上共同遗嘱制度,对于实践案例中出现的纠纷问题给出制度设计。首先规定共同遗嘱所应具备的成立要件,其次对于生效时间和约束力进行分析,平衡遗嘱人之间、遗嘱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共同遗嘱是指两人或者两人以上通过共同的意思表示作出了相互之间有关联性的处分,其特征在于处分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性,因此,其与一般遗嘱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本质存在极大的差异。不过,共同遗嘱它作为一种处理身后财产的方式,在未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夫妻之间按照约定自由处分财产的方式。但是,在我国学界普遍认为,遗嘱乃是一种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因此,若要使得共同遗嘱产生遗嘱的效力,需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认可共同遗嘱也同样属于遗嘱的一种形式,赋予其产生遗嘱的效力。在共同遗嘱的类型上,按照立遗嘱人的目的以及共同遗嘱的关联性特征,可以将共同遗嘱分为相互型遗嘱与混合型遗嘱两类,混合型遗嘱与德国法上的柏林遗嘱概念一致,因此在处理此类遗嘱时可以借鉴德国法上的相关规定。柏林遗嘱在德国理论上存在两种产生不同物权效力的解释,分别是分离模式和合并模式,并在立法上明确了解释规则,若当事人真实意愿难以查明的,推定夫妻双方所订立的遗嘱为柏林遗嘱——合并模式。这种模式排除了法定继承,由后去世方取得先去世方的遗产所有权,若出现侵害性的赠与,继承人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对于共同遗嘱中的关联性处分,双方均在世时,任何一方均可以自由撤回,但需要采用公证的形式向另一方表示;当一方去世后,生存方便受到关联性处分的约束,不得再撤回,只有当出现特殊情况,如双方约定了变更保留条款、生存方拒绝接受遗产以及继承人存在不当行为时方可撤回。对于已经生效的关联性处分,生存一方或者因撤销可直接受益的第三人可基于意思表示内容、动机存在错误或者被胁迫以及出现新的特留份人等原因请求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