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中唐时期一位主体性和个性意识都非常强的诗人,具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政治家的情怀和深沉的功业理想。与唐代很多士人一样,在思想信仰和人格精神方面,刘禹锡也是持儒道佛思想互补共济相生的态度的,而儒家思想才是其人生思想与一生行迹的主导。其早年仕途显达,主要是追随王叔文参与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的政治运动,运动失败后被一贬再贬,其后半生的仕途生涯几乎一直在贬所或生命谪居的状态中度过,其功业理想与生命存现形式也几乎一直处于沉沦和虚废的状态之中,但可贵的是其政治家的功名意识与士人的人格精神从未减退与沦落,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推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仕途的风波导致了其狷者退守与内敛的生命存现状态,但儒家的济世理想与风雅情怀、才子的刚直性格与狂放心态、哲人的圣贤理想与孤愤意绪使其能在人生失意与生命沉沦之际仍然保持着强者昂扬的人生态度和士人不屈的生命意志。基于此,狷者的退守姿态转变为逐臣的恋阙之心,狂者的刚直性格转变为才子的倔强心理,哲人的思辨精神转变为狷者并老者的沧桑心态。在此过程中,士人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意识所感发出来的超尘理想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地消解其在地方官任上入世随俗的尘俗之累,反而使其生发出入世精神与超尘理想的矛盾,其仕途理想的沉沦状态又增加了其贬谪流转和生命流年意识所带来的悲感意绪,而哲人的孤独意识和审辨精神又化解和重构了其世事沧桑与人生无奈的沉重体验,使其从哲学家的诗人走向了社会的哲学家,而这种转变的实现却是以其执着的功名意识和不屈的士人人格精神为基础和前提的。当然,在仕途屯滞与生命沉沦之际,长期的贬谪流转生涯,再加上又受到朝中“牛李党争”的影响,晚年的刘禹锡虽在追随裴度并希望能再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同时,也时常会流露出归隐的意向,但他的归隐既是不甘心的,又更是不彻底的。所以“中隐”即“吏隐”的方式和状态就是最好、也是最终的选择。一方面,以出处矛盾的心态护持和执着于理想,另一方面,又以诗意的方式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在对现实和人生的诗意谐谑和赏酬的重构体验中消解理想的功成身退而隐居的人生模式的意义,在解构归隐理想中重构新的现实,其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得力于其功利主义的人生目标和动力是以儒家的淑世情怀和士人诗意性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为基础和前提而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