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强调,翻译的本质不止是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一种隐含在语言转换下的跨文化交流。这一观点颠覆了翻译学的研究重点,提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因素操控下的动态过程,更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改写过程。这一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改革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一方面,一些似乎充满争议,甚至被谴责的翻译现象被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估;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认识到译本亦是一种媒介,通过对译本的研究,我们能更清晰得了解译者隐含的翻译目的,以及他如何通过对译文的改写操控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作用。辜鸿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翻译方向和策略,获得了褒贬不一的翻译评价。辜氏翻译实践的特殊性和争议性使之成为窥探这一动态的操纵和改写过程的适当案例。　　 本文以辜鸿铭的《中庸》翻译为例,以操纵和改写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重点研究辜鸿铭的个人意识如何操纵他的翻译决策,他为何要改写原文以及如何改写原文。通过研究,本文论证了辜鸿铭的个人意识操纵了他对原文本,目的语读者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本文还认为辜鸿铭是一位有意识的改写者,翻译对他而言是实现其思想意识输出的一个工具。而他希望通过翻译实现的目的包括提升中国人形象,证明儒家文明的优越性和普世价值,以及保护中国文明反抗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因此,本文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在研究辜鸿铭的译本时,应时刻关注促成译本诞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