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行贿犯罪愈加隐蔽,方式更加多样,危害也日益增大。虽然越来越多的受贿人受到了刑事责任追究,但在司法实践中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却不多见,对行贿人的量刑也比受贿人的量刑轻很多。我国的行贿犯罪治理陷入了困境。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是互动互长的关系。除索贿外,有行贿才有受贿,行贿是因,受贿是果。我们要惩治受贿就要找到其产生的原因,要同时打击行贿才行。根据反腐败工作实际,结合行贿犯罪的现状,立足行贿犯罪的原因,反思当下行贿犯罪治理对策的不足,在刑事一体化方法论的视野下提出完善行贿犯罪的治理对策。针对当下行贿犯罪治理对策的不足,建议从立法与司法两方面来完善行贿犯罪的治理对策。在完善治理行贿犯罪的立法对策中,建议取消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将单位行贿罪并入行贿罪,对行贿犯罪采用倍数罚金制。尤其是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利于受贿人主动供出行贿人,建议从提高法定刑、拓宽犯罪主体和增设罚金或没收财产的附加刑方面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此来促进受贿人主动供述受贿行为,再根据受贿人的口供来打击行贿人。在完善治理行贿犯罪的司法对策中,建议同等对待行贿与受贿,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提高举报行贿犯罪的积极性。尤其是针对侦查方法单一的情况,建议优化侦查方法,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比对人民币冠字号在查办行贿犯罪中的作用,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研究行贿犯罪的治理对策,为行贿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为打击当前的行贿犯罪提供具体路径,从而破解行贿犯罪治理困境,最终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好贿赂犯罪,促进我国反腐败事业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