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虽相隔万里,但两大民族的交往频现于历史典籍,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自唐朝开始,大批阿拉伯人随船队泛海东来,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经商定居,史称这些商人为“蕃客”。广大蕃客还与当地汉人杂居、通婚,并修建了大量清真寺,在中国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些中阿文化交流的先驱为推进双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阿双边搭建起座座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随着中阿双边经贸往来的日趋紧密,两地之间人员流动愈加频繁。阿拉伯商人作为中阿贸易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做出了独特贡献。而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城内聚集着一万多名常驻阿拉伯商人,并已逐步形成20余个阿拉伯商人生活其中的国际化社区。义乌的阿拉伯商人身处中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之中,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等问题。阿拉伯商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在融入义乌社会生活时必然会在生活习惯、人际交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产生诸多不适。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商人的社会适应状况及其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阿拉伯商人能否很好地适应义乌的城市生活,也直接关系到义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城市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查阅、案例分析、比较研究、实地考察等方法对义乌地区阿拉伯商人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追踪调查。在充分搜集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阿拉伯商人的社会适应性及其文化认同的建构做全面、综合的研究,以期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本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问题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关于“社会适应”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述评、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的结构安排。正论第一章分析了义乌阿拉伯商人跨境迁移的动因及其人口概况。本章对阿拉伯商人迁移义乌的动因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其跨境迁移动因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历史文化因素主要从阿拉伯人的重商传统、伊斯兰教的迁徙文化、异族通婚的习俗以及古代中阿友好往来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经济制度因素主要从中国社会外商投资环境改善、义乌市场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阿互补型经济这三个角度进行论述。人口概况主要是对阿拉伯商人在义乌的总体情况做简要陈述。第二章阐述了阿拉伯商人移民社会的构建过程。在跨国迁移链的作用下,阿拉伯商人在义乌的初级移民网络得以形成。在初级移民网络不断丰富、逐步拓展的基础上,内部分工明确、极具族裔特性的阿拉伯族裔经济共同体不断壮大。随着阿拉伯族裔经济的日渐繁荣,以跨国认同和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伊斯兰文化共同体得以重建。本章通过社会关系、经济生产和文化适应三个层面,对阿拉伯商人的移民社会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展示阿拉伯商人初入义乌时的社会适应全貌。第三章研究了阿拉伯商人跨国背景下的文化认同问题。本章以伊拉克商人为研究对象,根据跨国主义理论及相关文化认同概念的阐释,结合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伊拉克商人在义乌的跨国认同、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跨国婚姻家庭中文化认同的选择等内容。在深入剖析阿拉伯商人在义乌延续自我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各种调试后,得出以伊拉克商人为代表的阿拉伯族群在义乌的跨国认同和文化认同兼具双重文化特性的结论。第四章分析了阿拉伯商人的社会适应策略。阿拉伯商人在适应义乌社会过程中,采取了个体化适应策略、网络化适应策略和组织化适应策略。在个人层面,阿拉伯商人通过使用行为模仿、语言学习及新媒体运用等个体化适应策略,积极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在社会层面,他们通过小群体内部资源的整合、新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拓展、既有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延续和加强等网络化策略,积极整合社会网络资源并实现为“己”所用;在制度层面,他们在地缘、业缘、学缘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来实现族裔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优势互补。社会适应策略的使用不仅可以帮助阿拉伯商人快速融入义乌社会,同时也促进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族裔群体在义乌的互助互益、资源整合和相互融合。第五章展望了阿拉伯商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层面,跨境电商的崛起对中阿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促使阿拉伯商人积极投身“互联网+”经济的浪潮,加快传统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在社会层面,根据阿拉伯商人社会适应特点的总结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可以看出阿拉伯商人对城市发展既有正面贡献又有负面影响,但综合来看,他们的正面贡献要远大于负面影响。本研究还结合目前阿拉伯商人的社会融合现状,为义乌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最后,结语部分对阿拉伯商人社会的适应状况进行概括总结,并为阿拉伯商人在义乌的社会融合及中阿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对策回应。本研究涉及阿拉伯商人在义乌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深描阿拉伯商人基于中阿双重文化认同背景下的社会适应方式。总之,阿拉伯商人社会适应问题不仅是国际移民问题研究中的典型案例,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本研究不仅涉及阿拉伯群体在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还关系到义乌“联合国大家庭”式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国际化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等重要议题。整体内容纷繁复杂,本文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