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0年首划租界至1945年最后一块租界收回,天津的外国租界历经80余年之久。漫长的租界历史形成了旧天津市民独特的心理体验。在中国的城市格局中,相比北京和上海,近代天津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尴尬境地,缺乏“呐喊”的话语优势,而租界城市的微妙心态又与被殖民的心态形成了契合。不少当代天津作家致力于旧天津的文学书写,与外国人对旧天津的文学想象形成了巧妙的互动,呈现了租界天津的面影和天津市民的心态,以及殖民观念规约下的民族认同。根据天津租界现象的存在历史,本文“旧天津”的时间范围为1860-1945年(天津开埠、英租界初步辟设,至抗战胜利后收回天津最后一个租界日租界)。区域范围包括旧天津时期的华界和租界,所选文本以当代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为主,少部分涉及到关于旧天津的资料性文本。本文对旧天津文学书写的考察,指向两种情形:一是当代本土作家对旧天津的文学想象,二是外国居民对旧天津的回忆书写。这两类书写隐藏着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抗、消减,闪烁着民族认同观念的魅影。在天津城市空间的交流中,尽管租界允许华人入住和进出,但是租界和华界存在明显的空间对立,华洋两个群体心理上的空间隔绝更是一种普遍状态。本土作家想象旧天津时,多从天津的文化入手,将天津的风俗人情、节日庙会不厌其详地加以描写,市民性格由此得以表现。天津租界对华界的强势干预,亦是本土作家书写的重点。干预导致租界的异化和市民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租界成为列强强权的象征,弱化的华人身份在洋人面前无所适从。民族身份认同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显现出来。面对强势的殖民主义,一部分市民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对抗中彰显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另一部分华人在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时显得无所适从,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得自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游移,成为“假洋鬼子”甚至汉奸。外侨对旧天津的回忆,充满了温情,把天津作为童年的故乡或“神圣的渡口”娓娓道来,然而其身份认同并非毫无问题。即便是充满温情、生活在天津租界的“小洋鬼子”,他们在本质上依然是洋人,他们眼中的华人不过是异族甚至异类,是租界之外的二等“公民”,租界也只不过是他们船坚炮利下的战利品。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差异可以说无处不在。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沉浸在外侨虚假的温情之中,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只能从自身寻找。相对而言,有着特殊身份标识的犹太人对旧天津的回忆和对天津的感情,比作为殖民者后裔的“小洋鬼子”显得更加让人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