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唯一依赖技术而生存的动物。而“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Marshal Mcluhan)，现代信息技术几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社会信息化建设催生档案信息化。随着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活动已成为人类自主而非自发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信息技术实现了对档案信息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转变。档案信息化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以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主导，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为核心，信息网络为基础，信息人才为依托，档案信息法规、政策、标准为保障的综合体系。可能就在我们陶醉于信息技术带给现代档案学诸多解决方案的胜利之中时，现代档案信息活动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正如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2002年3月在老档案工作者座谈会上所说：“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轻而易举。它涉及包括计算机硬件、网络、信息输出、获取、处理、信息安全以及微电子等多个技术问题，需要资金，需要人才，在运行模式上也需要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的路子，还有许多协调工作要做。”信息技术的深入给现代和谐档案信息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慢慢凸显。比如对档案知识产权的侵犯、隐私权受到的威胁、国家民族安全受到的影响以及档案信息化过程中的利益利害冲突等。从信息活动的伦理维度，我们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档案信息道德问题，它集中反映出现代档案信息活动所面临的价值失落和伦理困境，即档案信息化的失范。这些问题也正突显了信息技术应用中的异已性，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档案信息活动不只是一个行为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行为价值问题。面对档案信息化过程中的道德困境，伦理学适时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回应，这既是伦理学学科气质的显现，也是伦理学、档案学与信息学界寻求跨学科知识构建(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construction)的新尝试。过往的很多研究者在论证档案信息化进程中为何需要伦理规范时，通常以档案信息化中出现了道德失范行为，或技术、法律等手段与机制在解决问题时面临困境，作为确证需要信息伦理的依据。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笔者认为，档案信息活动本身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性活动，其本身具有目的正当性、价值效率、民主与平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资源(信息)共享等四方面内在本然的道德性质，即具有人类善的积极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人的信息行为的方式或技术，还需要了解其目的。同时，档案信息化还需要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来规范和引导。所谓档案信息伦理，是指档案信息化活动过程或档案信息行为所涉及的道德关系和人类档案信息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档案信息活动主体的道德品质和修养，同时还包括档案信息活动的道德观念、档案信息行为的道德准则、档案信息道德行为、传播的社会道德评价等等。此外，笔者认为，档案信息伦理不仅包括档案信息化过程中档案信息获取、整合、处理以及传输中的道德，同时也包括档案信息的接收、析出、接受、使用以及评价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因此说，档案信息伦理是关涉完整的档案信息化过程及其行为的伦理。本文立足于解决档案信息伦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从四个方面对档案信息伦理的元问题展开研究：一是解释档案信息伦理的概念及基本内涵、分析档案信息活动中的主要伦理问题，界定档案信息伦理主体，阐明档案信息化的内在合道德性和外在道德规范；二是在档案信息伦理理论证明中结合运用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分析工具；三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主体档案信息活动进行分析，提出档案信息伦理的四大特点；四是笔者试图从五个方面总结主体在档案信息活动中的伦理要求，构建出档案信息伦理的原则体系，具体包括人本原则、无害原则、公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发展原则。档案信息活动本身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更不能自发进行，它除了有其一般的科学考量和技术规范之外，还需要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人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因此，本文期望用自己粗浅的认识为档案信息伦理的理论研究道路上斩下一叶荆棘，让在档案信息化道路上前行的我们早日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