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帛书《易传》自出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批诸如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的楚竹书等一系列新的出土文献的出现，出土简帛文献研究逐渐成为当今《易》学哲学的热点。正像一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出会极大地推动学术前进一样，新材料的出现也往往会带动学术的快速发展。作为当时思想、文化、社会综合反映的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对这些新材料的解析研究，使得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或为其解决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的需要重新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人在与导师蒙培元先生细致的商讨之后，决定从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等传世文献两者对于《周易》卦爻辞的解释入手，通过比对式的分析，力图就帛书《易传》的思想内涵与哲学范畴、逻辑属性等方面给予以更综合性的整理与定义，从而使我们更为准确与明晰的认识与把握帛书《易传》。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导言部分是帛书《易传》的一个综合性介绍，文章从帛书《易传》的释文入手，列举了当今学术界所认可与使用的几种释文的形成与发展的情况，以及论文中释文的使用，其次、就帛书《易传》的学术派别属性、成书年代与诸篇章的内容一一加以说明，列举了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种成果的学术立论点，特别是在诸篇章内容上，笔者认为整合当下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帛书《易传》中《系辞》一篇，而对于内容完备、解《易》风格独具一格的《二三子》、《衷》、《缪和》、《昭力》四篇，学术界似乎未能给予同样的重视，因此，我们就帛书《易传》的分析主要针对这四个篇章，本章在接下来的内容介绍了帛书《易传》所出现的三种注《易》方法与一些特有范畴，帛书《易传》中解释《周易》的方法包括“义理注《易》”、“象数注《易》”与“以史注《易》”，同前面的内容相对应，帛书《易传》中“以史注《易》”的内容同样的事研究中缺乏认同，文章寥寥无几，所以这也是我在论文中论述的一个重点，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帛书《易传》中所大量出现的“以史注《易》”、“以史释《易》”等内容虽然不完全是孔子的直接讲述，但从思想渊源上来讲则无疑属于儒家学说的范畴，而其中的部分内容则直接表明孔子在解释与讲解《周易》时也是用此类“以史释《易》”解释学方法，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与领悟先秦早期儒家思想与《易》学思想的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帛书《易传》中间的一些特有范畴的研究，则对于我们厘定帛书《易传》的写作年代、思想特质、以及背后的学术背景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论述，在这一章的结尾之处，笔者提出从时间上来说，帛书《易传》应当早于今本《易传》，而今本《易传》极有可能是在诸多如帛书《易传》一类的作品地基础之上，由汉代官方整理、厘定而完成，而从学术内涵来讲，其属于儒家学说无疑，其中的“子曰”也应当就是孔子所言。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论述了帛书《易传》中所涉及卦爻辞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与今本《易传》、传世注《易》文献等对于同样卦爻辞解释的比较分析，在内容的选择上，由于帛书《系辞》篇与今本《系辞传》在文字与内涵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且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十分成熟的论断，因此笔者没有将帛书《系辞》篇列入研究的规划，同时由于《要》篇开始部分有大量的缺字，而中间出现的几处解释则见于今本《系辞传》之中，其后面的部分则主要论述了孔子对于《易》学研究、筮法的研究与运用以及孔子对于筮法的认识。并没有涉及对于卦爻辞的解释，因此论文只是将孔子的言论加以引用，没有就《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笔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了《二三子》、《衷》、《缪和》与《昭力》四篇之上。以这四篇的内容来看，《衷》篇的内容主要是以《乾》《坤》两卦为主，《二三子》则在解释《乾》《坤》之余还涉及了其他的卦爻辞十余处、《缪和》与《昭力》除了一处讲到了《坤》卦六二爻，没有《乾》《坤》两卦的内容，考虑到帛书《易传》各个章节之间迥然不同的注《易》风格、思想内涵以及其形成年代的差异，因此笔者在这一章论文的排比上以帛书《易传》的章节为基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二三子》与《衷》，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之中，我们打破既有地章节，将《乾》《坤》两卦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作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与研究，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帛书《易传》在时间上比今本《易传》早出。《易传》是陆续汇编形成的，最早的文字何时出现，已难断定。通行本则在汉初帛书抄写时尚未完成，其最后定型也许很晚。帛书《易传》所反映时代与文化，与占筮、阴阳、君子有为的思想有着更深更密切的联系，今本《易传》则把其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内容加以删改了。解释《周易》的部分的系统性与其中所包含的“王道”思想亦大大增强了。从整体看，帛书《易传》释《易》重理，今本《易传》注《易》重位，二者风格所呈现出的两种不同面貌，恰恰反映其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第二部分则重点论述了《缪和》与《昭力》两篇，通过我们的分析，除了就以史解《易》提出了自身的看法之外，还论述了《缪和》与《昭力》两篇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缪和》与《昭力》还是属于两篇不同的作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弟子有着不同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故而有所谓的“问道”、“问政”等诸多记录，而《缪和》与《昭力》所记录的则都是孔子用《周易》的言辞解释关于政治的疑问，因此，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两篇文章属于孔门弟子的统一学派，只是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其源于孔子，流传则在一派弟子，故而在传抄过程之中，两篇文章被后来的传抄者或收藏者收集到一处。至于其中的字数标志，则是为了表明这两篇属于同一学派。而《缪和》前半部分确实为夫子与学生论述《周易》内容的真实记录，后半部分则有一部分可能属于所谓的“经师”所言，这表明《缪和》在内容上是人为编成当前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从而证明其形成的时间比较晚。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帛书《易传》与西汉《易》学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认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笔者认为注重出土资料，特别是其尘封地下而未加更改更显得弥足珍贵。但是，传世文献在数千年的传承中间，浸透着无数《易》学大师的心血与见地，其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特别是若以中华千年经学整体而言，则出土文献则只可为旁证补缺，而不可完全取代传世之书。而通过我们的研究，笔者认为帛书《易传》从思想上来说记载了许多汉代之前的儒家《易》学思想，这对于我们研究先秦儒家与《易》学的关系十分宝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帛书《易传》写定于西汉。在其出土之前，西汉《易》学几乎完全失传，而帛书《易传》的出现，则为我们在汉代《易》学研究中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帛书《易传》将西汉易学之中顺应天地之变，察于阴阳之化以“德行焉求福，仁羲焉求吉”而超越卜筮的“今义”与“笼罩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氛围下，同样寄寓了先哲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的“古义”两者有机而完美的展现于世人面前，这也正是其最大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