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1年张承志出版《心灵史》，92年邓小平南巡，93年“人文精神讨论”展开。面对市场经济、世俗化图景，以及背后的资本逻辑，讨论者纷纷认为需要对当下引入精神命题，其中一个牵涉个人记忆与背景的历史资源是文革理想。作为文革“红卫兵”青年运动的命名者、参与者的张承志，这正是他反思文革经验、教训的时机。但张承志持守着不变的道德化的理想姿态，对文革式集体主义、暴力主义、道德主义的后果反省不足。他以他的“不变”傲视当代，最后转入宗教信仰中去保存其理想。《心灵史》中表现的中国回教哲合忍耶派，在以上三方面、以及在为了底层、捍卫信仰、不屈的意志上，与张承志的理想形式粗通。但该教派的斗争诉求，就其本质来讲，不足以作为中国现代性与底层问题的参考，它是反现代性、反体制、禁欲、神秘主义的传统宗教生活方式。张承志的皈依就只能说是因无法在现实中激活旧质理想，而要回避到彼岸去的无力。且一旦将人的主体性让渡给神，就可为现实行为的不力找到“天命”借口。 本文认为，以一种人文现代性的批评方式，内在于现代性传统，来监督资本逻辑的价值指向：为了人，为了底层，才是我们需要的现代性批判。人文现代性批评的主体首先在人，他(她)不求靠于神而信凭自身；其次，他(他)是现代性社会中遭受主体之痛的“底层”。他们有，作为工人阶级和消费者的底层，作为城市、市民社会边缘的信仰的底层，等。他们缺少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话语资源。当然，底层的主体性需要拥有话语资源的人文知识分子来激发和代言，这些人则必须在自身内开出底层性以感受主体之痛。 通过回顾初逢现代性创痛之后激起的中国革命(包括文革)，作为底层代言人的人文批评者，将把批评建立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走向现代世界、走向城市，去进行一点一滴的现代性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