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的现状,并分析它们的影响因素,探讨应对方式在伤残接受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为指导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实施有效的应对方式、提高其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便利选取2014.11~2016.9在青岛市某三所三甲医院复查及参加造口联谊会的234例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伤残接受度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和造口患者生活质量问卷,分别调查患者的一般资料、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运用SPSS17.0和AMO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描述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患者的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生活质量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路径分析检验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应对方式在伤残接受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1.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伤残接受度得分为77.68±5.55分,处于中等接受水平。对身体形态的从属性维度的标化分为55.75分,得分最低,价值范围的扩大、从对比价值到固有价值的转变、对伤残影响的包容维度的标化分分别为65.67分、61.06分、58.08分。伤残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家庭月均收入、造口自理情况。2.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面对应对方式、回避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得分分别为18.98±3.68分、16.00±3.15分、9.86±3.03分,面对应对方式得分低于常模(P=0.040),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得分均高于常模(均P<0.001)。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家庭月均收入、造口自理情况。3.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生活质量总得分为4.48±0.66分,其中生理健康(4.00±1.04)得分最低,其它维度得分分别为心理健康4.64±0.96分、社会健康4.32±0.94分、精神健康4.93±0.87分。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家庭月均收入、造口术后时间、造口自理情况、有无并发症。4.不同应对方式与伤残接受度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为:面对应对方式与价值范围的扩大维度、对伤残影响的包容维度、对身体形态的从属性维度均呈正相关(r=0.168、0.163、0.162,p<0.05或p<0.01);回避应对方式与对身体形态的从属性维度呈负相关(r=﹣0.265,p<0.01);屈服应对方式与伤残接受度的各个维度均呈负相关(r=﹣0.143~﹣0.244,p<0.05或p<0.01)。不同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为:面对应对方式仅与社会健康呈正相关(r=0.188,p<0.01);回避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呈负相关(r=﹣0.175~﹣0.250,p<0.01);屈服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呈负相关(r=﹣0.142~﹣0.255,p<0.05或p<0.01)。伤残接受度各维度与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为:从对比价值到固有价值的转变维度与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均呈正相关(r=0.178、0.226,均p<0.01);价值范围的扩大维度仅与社会健康呈正相关(r=0.170,p<0.01);对伤残影响的包容维度与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呈正相关(r=0.194~0.295,均p<0.01);对身体形态的从属性维度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均呈正相关(r=0.189、0.187、0.315,均p<0.01)。5.不同应对方式在伤残接受度与生活质量间具有部分或完全中介效应。本研究所得的三个结构模型中,以面对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的路径模型能解释患者生活质量社会健康维度变异量的9.7%,面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其所在路径总效应的15.13%、100%;以回避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的路径模型能解释患者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维度变异量的5.7%、4.9%、4.2%、12.5%,回避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其所在路径总效应的15.64%、20.90%、25.28%、100%;以屈服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的路径模型能解释患者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维度变异量的8.1%,屈服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其所在路径总效应的14.64%、100%。结论1.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生活质量均受家庭月均收入、造口自理情况等的影响。2.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不能完全接受自身伤残的事实,比较在意伤残对躯体功能和外部形象的影响。3.永久性肠造口患者面对疾病与伤残时采取多种应对方式,较少采用面对应对方式,较多应用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4.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伤残接受度、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间具有相关性,应对方式可作为中介变量调节患者伤残接受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