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保护标准之一,保护伞条款并没有统一文本。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对该条款进行解释时,对其文本采取宽泛或限制性解释将直接影响到该条款适用效果能否充分覆盖投资者和东道国以平等地位签订的投资合同。在相关案例中,仲裁员不同的法律背景及其对个案观点的差异使仲裁庭的解释具有不确定性。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意在鼓励投资,促使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平衡。因此,对保护伞条款采取宽泛解释更加符合公约的善意解释原则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多为高风险国家。为保护我国对外投资兼顾国家利益,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保护伞条款文本可使用“批准(approved)”对投资合同进行限定,避免使用“任何(any)”对投资义务进行描述,同时将该条款置于投资争议条款之前。此外,还应选择设置岔路口条款、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以减少当我国作为东道国时因投资争议适用保护伞条款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国家利益争取更多解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