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为不受日军胁迫,于1月30日移驻洛阳办公。1932年3月1日至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设“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本文以1932年—1945年间陪都西京的筹建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西京陪都的具体建设情况,存在的问题,建设机关与中央、地方、民众间的互动,及其对西安城市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有助于深化对西安城市发展史的认识,丰富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设西安为陪都,是因为它是西北重镇,远离抗战前线,有利于国民政府暂避日军的侵略,同时也有利于带动西北地区的发展。此外,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物产丰富,周边的关隘、山岭、河流相互交织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利于陪都的建设。选定西安为陪都后,国民政府便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进行建设。为分担建设陪都的重任,西京筹备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和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与陕西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在修筑公路、整理土地、开凿水井、植树育苗、保护文物古迹、创办小学、绘制地图和编撰书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建设工作都对西安的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在西京筹备委员会和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建设西安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建设经费短缺。中央财政紧张,陪都的建设经费时常不能按时、定额拨发,这给建设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其二,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之间组织管理较混乱。两机关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晰,存在工作重叠的现象,容易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其三,建设机关与民众之间存在土地纠纷,其中包括建设机关占用民地、民众违规使用土地等情况。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这些问题在当时无法彻底解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在山西、河北、上海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多以失败告终。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再次面临危局。为保证国民政府的安全,蒋介石等领导人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并未立即停止对西安的建设工作。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开始逐步调整中央、地方的机关设置。此时,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和新成立的西安市政处都负责西安的城市建设,为精简机构,国民政府于1942年1月裁撤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并将其资产交由西京筹备委员会管理。1944年9月1日,西安市政府成立,国民政府考虑到该机关和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工作上也有重叠之处,因而决定裁撤西京筹备委员会,1945年6月30日,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全部结束。至此,国民政府对西京陪都长达13年的建设正式落下帷幕。虽然国民政府设西京为陪都是“权宜之举”,但筹建工作本身却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西安从一座较落后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北的发展,同时为稳定大后方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