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其媒介理论的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该命题强调了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媒介”的重要性,并以其独特的神喻式表达方式提示了有关媒介的丰富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指出真正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乃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媒介,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内容,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及其原因。美国媒介环境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则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个方面出发,论证了印刷媒介为近代欧洲带来的巨变——它是欧洲走进现代的“动因”,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由于麦克卢汉神喻式的表达方式,人们对这一命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他关于“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极易使人们忽视“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重要性。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社会巨变,与爱森斯坦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印刷媒介反而给宋明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刷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宋明理学。因此,本文将从内容重要性的角度来反思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命题。本文重点梳理了中国印刷媒介从唐末至宋明的发展史略,并结合科举制度史、宋明理学史来阐释权力对印刷媒介内容的利用与控制。经过深入研究,本文现有以下研究发现:首先,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固然重要,但其在内容方面的影响力仍旧不容忽视。在内容方面,西欧印刷媒介承载了大量有关变革甚至革命的内容,而中国印刷媒介则被用来传播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异端言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舒适土壤,任何有违正统的言行都会招致大众的反对。其次,中国印刷媒介的发展与儒学复兴运动相伴而生。在印刷媒介的助力下,儒学重新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位置。宋初儒学一反汉唐儒学的繁杂与琐碎,大胆地吸收佛老思想,建构起思辨性更强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得益于科举制的推动作用,印刷媒介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其三,统治者对王朝稳定的追求改变了中国印刷媒介发展轨迹。在印刷媒介诞生之初,统治阶级并不了解这种新媒介所具有的优势,直到五代末期,政府才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典籍刊刻活动。进入两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印刷媒介之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官方出版机构,出台各类相关法令,严厉打击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出版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印刷媒介承载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思想而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变革性内容,这间接地促进了宋明社会的稳定,体现了权力和内容对印刷媒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对麦克卢汉“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做出过度解读,走上技术决定论的道路;又要考虑“媒介即讯息”命题在中华文明中的适用性,批判地审视不合乎我国媒介发展特点的媒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