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关东,是源于明初修建山海关后所形成的地理和文化概念。山海关及其相连的长城的修建,将华北与东北人为地分割,形成两大地域。自此,人们将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袤地域,俗称为“关东”或“关外”。三大山系将整个关东地区环抱其内,三大水系贯穿其中,中间是东北大平原,西部草原与内蒙古相连,南部濒临黄海和渤海。构成了关东地域山水相连、开放贯通、地貌多样,土地肥沃的基本自然环境特征。“关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概称,就在于其同时具备地理上的兼容性和文化属性的同质性。关东较为完整而又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为关东武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和物质基础,再加之地域内政治、宗教、民族等人文因素的交互影响,共同构建了相对独立而又独具特色的关东武术文化。由此,本研究将关东武术文化定义为:由生活在关东地区的人类创造的与武术活动相关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综合。本研究以关东地域内的武术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化学、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武术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多视角探讨关东地区多元化的武术文化积淀,并对武术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进行具体阐释,梳理、总结关东武术文化形成、发展与嬗变规律的内在规律,论证移民的迁移对关东武术技法、流派以及武术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揭示关东武术文化的鲜明特点与精神内涵。一、关东武术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关东武术文化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其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发展与流变的过程。因此关东武术文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古代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时期,骑射文化是关东武术文化的核心,并主导形成了注重实用、崇尚力勇的武术文化特征;近代,随着关内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仅打破了关东传统社会的原有秩序,而且改变了长期以来以骑射文化为核心的关东武术文化形态,开始注重力、技、智、德的同步提升,促进了关东“套子”武艺的兴起与繁荣,但技击实用仍然是关东武术文化的核心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关东武术文化的形态再次发生转变,体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即技击实用的核心思想已经弱化,而强身健体、社交娱乐等功能凸显。二、关东武术之本体文化研究对于关东游牧、渔猎民族而言,骑射不仅是攻城略地的军事武器,更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和思维模式。从历史悠古的楛矢石砮,到皇家射礼活动所专用的镀金大礼箭;从辽时皇帝的“四季捺钵”和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到民族风俗活动之中的悬弧、射柳之俗,都鲜明的体现出关东游牧民族的骑射文化精神。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南进,夺取中原政权,所凭借的正是“以国语骑射为先,兵挽八力鎗,有准头,骁勇闻天下”的尚武精神。正是这种骁勇无畏、强悍扩张的民族文化与中原谦恭、内敛的农耕文化互补所长,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的主体框架,而且改变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属性。因此关东骑射文化不仅是关东武术文化的核心,也是关东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样,“百戏中独近戎务”的“跋里速戏”不仅是一项比较完备的竞赛项目,更是关东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武技,具有娱乐与技击相统一的特性。随着以汉文化为理论基础的武术拳种的传入,习武被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系统之中,赋予武术以伦理教化和审美熏陶的责任,即通过习武练拳来达到力、技、智、德同步提升的目的。武德大义也成为关东武术文化的第一要义,关东勇与义的武德精神与关东人民的强悍勇武的武威结合,构建了关东武术之魂,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关东地域的典型拳种,无论是戳脚文趟子拳,通背拳,少北拳还是霍氏八极拳,均受到关东地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并能够随着关东地域文化的不断积淀与演变而发生适应性的变化,对关东武术的拳法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关东竞技武术的发展经历了辉煌、落寞和重新崛起的过程,但关东民间武术依然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此时,技击实用的核心思想已不是唯一追求,而强身健体、社交娱乐等功能则日渐凸显。三、紧绕征战武艺,为军事训练服务是关东武术相关文化的共同特征萨满教作为关东地域的原始宗教,在部族集体的祭祀活动中,萨满通过引领部落成员以模拟战斗和狩猎的形式来鼓舞士气和进行原始格杀武技的训练,以提高部族的战斗力;而在“跳家神”的“神刀舞”中就包含很多武术动作。关东青铜短剑的器形短重,古朴厚实,以势大力沉的劈砍来提高杀伤力,凸显着关东先民的务实精神;“曲折多战斗之容”的关东乐舞,是关东人们狩猎生产和部落战争在艺术上的反映,表演者通过武打的形式来展现武将们的高强武艺。四、关东武术文化的成因分析自然环境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的自然根源。关东地域独特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东北地域的渔猎、游牧和农耕经济相兼的多元文化类型,使骑射成为关东先民的必然选择。政治体制是关东武术文化发展的制约要素。猛安谋克与八旗制度属于一脉相承的军政一体、兵民合一的政治体制。这种以务实、实用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套子武艺在关东地域的发展。生产力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关东武术由“术”入“道”;由“技”达“礼”,丰富了关东武术的文化要素,提升了关东武术的文化内涵,也推动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力与武术文化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因,武术文化内涵的提升则是果。在中国近代史中,关东是移民数量最大,频率最高的地区,外来移民的涌入,使关东地域由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转变成为有“北大仓”之称的农耕地区,并为关东武术文化的嬗变构建了主脉络。随着大量被流放而来的博学鸿儒,为关东武术文化播撒儒家文化的萌芽;大量“闯关东”移民的涌入,促进了关东武术拳种的兴起与繁荣;护院、镖行加速了关东武术与外界的交流;自中原而来的义和团等民间结社组织以习拳的名义抗击列强入侵,展现了关东人民威武不能屈的武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