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1630—1704)是明清之际注重经世致用的儒者。他在心学的语境下架构了事功学说,沿着孟子和王阳明的心学之路,彰显了经世面向在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中所具有的终极意义,抒发了作为一个儒者的家国天下的担当和对现实人生的关切,对明末以降的政局和阳明后学的流衍以及整个儒学的演变作出了批判性的反省与回应,成为这一时期经世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生平学行与研究缘起；二、“道”之重构；三、道之经世大用；四、经世愿景。一、生平学行与研究缘起。本章从儒家的经世传统说起,然后梳理了唐甄所处时代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其次从心学和事功之学两个方面揭示了唐甄思想的学术渊源,最后一部分着力总结了唐甄思想的研究现状并以此引出本文的研究缘起。二、“道”之重构。本章首先探讨了“道”之重构的背景。程朱理学的道论与明朝道统政统间的张力是唐甄道论反思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他揭示了程朱理学经世面向的缺失,认为明朝道统与君统之间存在严重的张力,这种张力最终导致了德治的异化,需要对明亡负有责任。在反思的基础上,唐甄重构起了他心目中的“道”,此“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道为全体大用；二、道在人心；三、求道在自得。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解决了“道”是什么、在何处以及如何求道的问题。三、道之经世大用。文章指出,在道之经世大用的问题上,唐甄认为这一大用主要表现在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天下平治两个方面。就理想人格培养方面,他提出了“治心成人”的观点,探讨了如何培养圣贤人格的问题。治心成人的工夫包括三个部分：正心诚意、敬修、充才。治心成人所要达到的理想人格不仅要求内圣成德还要求外王事功的建树。本章的随后几个部分讨论了道在现实政治上的“用”。政道从政权的角度来说明君王培养上的道之用。治道指的是治理国家之道,包括因时而变的治道、治权机构的设置、德治、礼治几个方面。治法指官僚制度和技术,要求在施政策略中讲求实效性,文章选取了鳏寡孤独救助之道和慈善之道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唐甄论述道之用重视“功”,这是他经世之学的明显特征和最终归宿。四、经世的理想之境。文章指出,通过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阐发以及与事功思想的结合,唐甄论述了他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模式的界定。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模式都有着心性和事功的双重标准,这双重标准彰显了内圣成德与外王事功双向坚固与贯通的价值期许,尤其凸显了事功面向对于社会人生的压倒性重大意义。唐甄心学与事功思想的结合,既从心学开出了外王,也使外王有内在的德性所本,所以其思想在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