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行为因其自身特点因而拥有广泛外延从而将中立的帮助行为包容其中,并作为其上位概念。由于法律的抽象性、不周延亦或谦抑性等因素,大量中立行为游弋于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夹缝内,处于现行法律调整边界之外。倘若对其予以完全忽视,继续放任其生存在法律的空隙,势必成为某些应受非难者之避风港地带,进而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与此同时,中立的帮助行为有其自身异质即行为之特殊性,尚可归纳为反复持续性、日常性、较高程度替代性,且大多是产生于日常履行民事义务或从事民事活动的之行为,若武断将其视作共犯行为,草率将其都纳入犯罪的行列,势必会产生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等反作用,殃及日常行为之行使,造成人人岌岌可危之必然事态。对此,一方面是要兑现法益保护之目的,另方面则是协调维护社会的持续发展,因而在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之间寻求对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妥善划定,历来一直是各国刑事法律学术理论领域和实务操作中富有议争之课题。当然这种可罚边界之讨论履历了从全面处罚到限制处罚的流变。由于全面处罚的观点与市场经济环境抵牾较多因而日渐凋敝,鲜有支持者。目前的多数学者的路径的可选择性集中限制在限制处罚立场内部,虽然百家争鸣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讨论仍未就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套较为合理的理论方案。最新理论动向统统向客观归责理论引入抛出橄榄枝,因其对处罚标准具体化的合理性,与共犯处罚根据存在丝缕之契合,进而逐渐成为对刑事法律理论领域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有力理论。虽然客观归责理论值得之引入价值值得肯定,但在供我国域内刑法理论界学习借鉴时,仍需理性应对其内容如原则、标准以及研究对象的概念、特性、与相似概念间的关系等进行有效梳理。本文即是依照客观归责理论所述标准,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认为中立帮助者若始终合理参照规程提供帮助,其伴随的危险惹起即视为合理,即为法所允许,因其未直接提升或促进侵害危险性,不应当被无故评价为可罚帮助;仅当,中立帮助的确存在对法益侵害的急迫性、重大性等危险惹起时,应当认为其后续实施中立帮助自由的最大边界被限缩,任何擅自逾越都将使客观结果朝着法益侵害风险实现的方向持续下去,即客观上确实促进了正犯行为的既遂,因而中立行为自身异质被剥夺,难逃归责。当然,笔者深知仅以一篇文章之力并不足掀起千层浪,只有通过点滴的积累才能促成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但对于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而言,正如“蚂蚁搬家”一般,通过对客观归责理论在该问题中限定立场的倡导,为进一步探寻此类问题的合理解决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