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优越的区位条件,先进的知识、信息、技术不断地向郊区农村传播,改变着郊区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使农民有能力盖更多的新房,促进了郊区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展,村容村貌的改变。正确认识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规律与驱动力机制,有利于优化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文从理论上,运用中心地理论、行为区位理论、空间相互作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居环境理论、城乡一体化等理论,分析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空间上的特性,阐述影响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四个方面因素(人口、经济、科技、制度因素),并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进行实证,结果发现:第一,从理论上,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在时间上呈现倒“U”型的特征,这是人口、经济、科技、制度四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人口因素对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有正的影响,制度、科技因素对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有负的影响。人口、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作用相对容易表现出来,而制度因素的作用发挥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制度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同样,科技因素对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作用存在一个时滞,这主要是受科技传播水平和城郊农民接受水平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正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使得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增长的趋势。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城郊农民生活水平和素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得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在时间上表现出倒“U”型特征。第二,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武汉市江夏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确实存在倒“U”型规律,这一拐点是2003年。并通过动态聚类分析,得出:江夏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2002年第三类地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是第一类地区的1.2倍;但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种地区间的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趋势已经形成。第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夏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驱动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到如下结果: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其弹性高达0.971;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科技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正向的作用,制度因素对其产生负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