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打算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本文旨在为这些投资者提供评估投资风险，进行投资决策方面的法律参考意见。在当代海外投资活动中，投资者面临的政治风险或曰非商业风险主要有三类，即征收风险，外汇风险与战乱风险。本文将首先对这三类政治风险的法律特征进行剖析，包括对其概念，特征，分类，构成要件等方面的辨析与归纳；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的探讨对他们的法律防范途径。最后总结出我国海外投资者在防范投资风险时所应采取的战略步骤。本文的必然推论是，只有投资者母国的官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才是最强大的投资风险防范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界定”，论述三类政治风险的法律内涵，特征，分类与构成要件。首先明确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然后阐述征收风险，特别是间接征收风险的内涵与法律特征，建设性地探讨其构成要件，并对间接征收行为范围的界定，间接征收行为的扩大化解释等一系列重要课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分别论述外汇风险，战乱风险的含义，分类与要素，并探索性地解决了外汇风险的分类问题。总之，本章内容主要是为第二章作理论铺垫。第二部分“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 在第一部分阐明三类政治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我国海外投资者可用于防范这三类风险的现有的法律手段。这些手段是从宏观方面与微观方面两个大的角度来论述的。第一节是从宏观上阐述对于这三类政治风险的防范都适用的法律手段，分为三个层面，共计六种，即：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利用我国与他国缔结的双边投资保证保护条约；国外私营投资保险机构，利用外国官方投资保险机构，利用东道国外资法中对政治风险的保证；利用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订立的投资保证合同（State-Investor Contracts），对这种合同的“国际化” 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实际作了辩证的分析。第二节至第四节分别针对征收风险，外汇风险和战乱风险，探讨防范的法<WP=3>律途径。对征收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即向MIGA投保征收险，东道国外资法的保证和双边投资条约的保证；对外汇风险的防范包括四个途径，即WTO的TRIMS协议对防范外汇风险的作用，向MIGA投保外汇险，双边投资条约对外汇风险的保证，东道国国内法的保证；对战乱风险的防范途径包括向MIGA投保战乱险和双边投资条约对战乱风险的保证。另外，由于研究资料与信息不足，对于其它手段，比如国外私营投资保险机构的情况，未能得到第一手资料，因而很难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最后，通过第二部分对各种现有的防范政治风险的法律途径的特点，可操作性，防范效果的比较分析，归纳出我国海外投资者在防范投资风险时所应采取的战略步骤。最后引伸出本文的必然推论：官办海外投资保险才是最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方法论上讲，本文主要采取案例分析归纳法，比较归纳法等法学研究方法，但是撇开了一些国际投资法学界无休止的理论争议，比如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等，而是试图从企业海外投资实务这个微观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考虑防范政治风险的法律途径。也就是说，本文的某些观点可能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亚洲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地位似乎不相适应。例如，本文在论及西方国家对间接征收行为的扩大化解释时，采取辩证分析方法，主张对此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固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确是必需的。其一，企业作为经济实体，是以盈利为其主要目的的，特别是我国冒险到海外投资设厂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保护这些国有企业免受风险损害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国际投资法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采取实用主义的倾向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相应地，本文的论述侧重于“问题”的解决，回避“主义”之争。其二，如前所述，目前，我国调整海外投资法律关系的立法几乎一片空白；在我国现有的有关学术著述中，绝大多数是从我国作为资本输入国的角度出发，来论述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的。而本文的论述角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作为资本输出国的中国，其企业到其它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如何有效防范投资的政治风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的写作角度与美国等发<WP=4>达国家学者撰写海外投资法制的角度颇为相似-都是为了尽可能撑大对本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伞，只是“各为其主”而已。从这个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有关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手段方面的经验就很值得甄别借鉴。一句话到头，本文将采用“拿来主义”，洋为中用。目前我国尚无著述专门研究如何防范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偏颇与不正之处甚多，敬请方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