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学史研究中,明代经学多被认为是经学史上衰颓的时代,也是学者们较少关注、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研究明代经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经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由义理学派的经学转变为考据学派经学的关键时期。然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段经学史的研究较之汉、宋、清等时代仍较为薄弱,亟需对该时期经学发展的特色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等做出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史实的客观评价。明清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文献史料,为深入研究明代经学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能全面、系统地展示明代经学的发展轨迹,本文在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诸多经学现象的宏观考察及对明代注经类和语录类著作及史书的深入分析,以期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宋元之学至清代经学的转折之迹。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研究明代经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色及社会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针对明代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其经学思想及代表作品。本文结合史传记载与现存经学相关著作,探讨明代经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地位,以期较全面、准确地对这一时期经学做出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论述之不足或纠正前人观点之偏颇。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研究明代初期的经学,包括洪武经学、永乐经学,并归纳明初经学的特点。明初经学沿袭宋、元,朱熹经学是当时学术的主流。宋濂等洪武诸儒学宗程朱,故“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永乐年间敕修的《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主要是在传注上求全,这是唐宋经学发展形式的延续。两部《大全》的诏颁天下标志着朱熹经学官方地位的确立。由于太祖重朱熹经学,成祖修《大全》也是以朱熹经学为主,可以说官学就是朱熹经学,朱熹经学也就成了斯时的当令主流。明初诸儒将程朱理学局限在个人反省和修持“下学”之上,强调躬行践履,不事著述,从而造成明初的经学不能在宋人的基础上推进。“成祖既修《五经、四书》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的”。“自是而后,经义试士,奉此为则”。这使经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士人读经对前人注疏涉猎的范围十分狭窄,成为明初期经学式微的主要原因。第二、三章研究明代中期的经学,涉及两个专题。在明中期“心学”派之经学专题中,研究“江门”之经学和王阳明之经学,重点对王阳明作个案分析,探讨其经学思想。陈献章为矫正时弊和改变学风,创立“江门之学”,提出了“撤百氏之藩篱,启六经之关键”的观点,标志着明代学术由朱熹经学向心学的转变。陈献章论糟粕之说,将六经与糟粕之说联系起来,反对盲从圣贤与轻信经典,成为阳明学的先导。王阳明提倡“心外无理”的心学,成为明中叶以后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其经学思想的基本命题即“经学即心学”。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以凸显朱子《大学章句》的不合理。他认为,孔子删削《六经》,是因为去繁就简,不得已而为之;“五经亦史”的观点发清中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滥觞。本论文弥补了此前对王阳明学术思想只论其心学,对其经学思想略而不论或论述较为笼统的不足。在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专题中,研究明中叶起对“宋学之失”的检讨,经著中的反宋学倾向,考据学风之渐起和杨慎经学的特起。明代中叶之学术环境,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宋学意识,开始检讨“宋学之失”,提出汉儒“去古未远”,重新肯定汉人传经的功劳。在经书注解方面出现复汉学倾向,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注意文字、声韵的研究,以作为读通经书的基础,证明了汉学在明中叶的日渐兴起。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提出“欲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的经学理念,加上当时复古风气的影响与刻书业兴盛的促进,考据学风亦由此兴起。本论文证实了汉学自明中叶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纠正了前人以为有清一代汉学之复兴由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为先导的偏颇。第四章研究明后期汉学的渐兴,包括晚明的学风和思潮,对焦竑、胡应麟、钱谦益的经学分别作个案研究,以辨别其学术渊源及治经特色。明后期王门后学空谈心性,日益走向极端,求实思潮亦由此兴起。焦竑于古音考证多有发明,他提出的“古诗无叶音”说,直接促成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一书,纠正了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汉语音韵学》、《清代古音学》等著作将此成就推功于陈第的偏误。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是我国历史上首部辨伪学专著,其在辨伪方面鹊玫某删臀Ы缢频?开启了清初辨伪之风气。钱谦益批判心学及理学的空疏学风,提出“通经汲古”,“反经”、“正经”、“治经以汉人为宗主”以及“经”与“道”,“经”与“史”等一系列论述。本文认为其关于经学虽无专门著述,但其经学思想深刻影响着有清一代经学的发展,弥补了前人对此问题少有关注的不足。第五章针对明代经学的发展进行分经考察。明代各经的研究情况,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只从《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命题取士,因初场要考的经义四道,虽从五经命题,但并非每一位应考者都要考全部的经书,而是选其中的一经来考。为了追求功名,读书人趋易避难,因此造成群经未能均衡发展。根据《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有关经部存目,本文对明代经学的发展进行分经考察,大略可以看出明代群经研究的情形,《易经》、《书经》、《诗经》是明代的经学研究主流,三《礼》及三《传》的成就有限,应该说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本文对明代群经研究情况进行分经考察,以期反映各经的研究趋向和规律。第六章论述明代经学的特点及影响,包括对朱熹经学的独尊、汉学的渐兴、稽疑与辨伪和古音学的研究,以昭示明代经学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明初沿袭宋元经学,但更加一尊于朱熹经学。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诏颁天下,标志着朱熹经学官方地位的确立。自明中叶起开始对宋学进行反动,杨慎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把被宋人怀疑、摒弃的汉学重新加以反省、肯定,明中期的经学著述亦出现明显的汉学倾向。明代考据学家所提出的平心、“勿先入”、注明观点及资料出处等学术规范,清代学者多有所承袭。梅鷟的《尚书谱》和《尚书考异》,以严谨科学的治经态度,广泛搜集证据,把伪《古文尚书》的考辨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系统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清代阎若璩、惠栋的考证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明代的古音学思想从杨慎修正“叶音说”,到焦竑主张“古诗无叶音”,再到陈第彻底破除“叶音说”和提出“音有转移”,标志着科学的古音学思想的确立,为清代古音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汉学在明代的日渐复兴及梅鷟、焦竑、陈第、胡应麟等一批从事考据的学者取得的成就,纠正了前人以为有明一代经学著述“无非窃盗”之观点的偏颇。本论文力求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明代经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地位,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1、对明中期检讨“宋学之失”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经著中的反宋学倾向,证实了汉学的复兴自明中叶起即开始发端,至明后期汉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纠正了前人以为有清一代汉学之复兴由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为先导的偏颇。2、对明代汉学的日渐复兴、稽疑辨伪及古音学的成就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以凸显明代经学的贡献和对清代经学的影响,较清楚地展现了其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力求对明代经学的贡献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纠正了前人以为有明一代经学“无非窃盗”之观点的偏颇。3、对明代古音学思想的确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肯定了杨慎、焦竑的古音学思想是陈第《毛诗古音考》的先导,纠正了前人论及否定“叶音说”多推功于陈第或认为明清之际顾炎武《音学五书》是古音学基奠的偏颇。4、对王阳明的语录类等著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其经学思想,弥补了此前对王阳明学术思想只论其心学,对其经学思想略而不论或论述较为笼统的不足。5、对该时期重要经学家的学术倾向、治经特色、经学贡献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经学发展规律。6、结合史传记载与现存经学相关著作,对明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做出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弥补了此前明代经学论题多探讨经学之某一方面的不足。综上所述,本文对明代经学的发展进行专题研究,弥补了学者在此领域研究的不足或纠正前人观点之偏颇,为研究明代经学做出了新的积累。但本文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遗憾,对有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全面与深入,如杨慎考据工作之缺失的研究、王门后学之经学研究等。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仍将不懈努力,使本研究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