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宋诗派是近代诗坛的一大诗派,其兴起原因、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掘,宋诗派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近代诗文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现今的宋诗派研究存在三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一是宋诗派能否作为一个诗派存在尚有争议；二是对宋诗派的评价所采用的标准过于政治化,与文学本身相去较远；三是关于宋诗派各成员的师法对象以及诗歌的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分析,基本上沿用陈衍、汪辟疆以及钱仲联三人的论断,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不多。因此,尽管宋诗派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仍然存在广阔的研究空件。基于此,本文选取道咸宋诗派为研究对象。本文以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文集为基础,借助史学著作、文学史著作、地方志、人物评传等文献,采用文史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综合人物的性情、学问、志向、经历等方面进行细微的文本分析。研究之目的在于梳理邓显鹤、程恩泽、祁雋藻以及曾国藩在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掘宋诗派各成员诗歌的主题与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在个性比较中探索其共性,从而揭示出这个诗派的特性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文人如何运用诗歌来表达对生命和社会的追问与思考,以及如何将努力求索的开拓精神浸透于诗歌创作中,并由此探索衰世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幽微的内心世界,研讨文学、社会与人生的复杂关系。文章分九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道咸宋诗派兴起的原因,从乾嘉诗坛的最后走向、嘉道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三位一体”对学人诗的推动三个方面分析宋诗派崛起的必然性。乾嘉时期,传统诗学的基本论题如性情与学问之争、复古与求变之争、宗唐与主宋之争以炽热之势集中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各种诗学主张的交锋与融合,而重学问的诗学主张的最终胜出以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流趋势则为道光时期诗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嘉道之际士气复苏,经世之风兴起,对诗风向重学问转变起到积极影响。而高官、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现象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学人诗的创作。以上三个因素促成了道咸宗宋诗风的兴起。第二章对道咸宋诗派进行概述。首先论证道咸宋诗派作为一个诗派成立的合理性。从成员交往、诗学主张以及创作实践来看,道咸宋诗派存在一个以邓显鹤、程恩泽为纽带的交往圈,也存在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似的创作特征,其作为诗派存在是成立的。其次,从人生际遇、才气、学养等方面概括出道咸宋诗派成员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道咸宋诗派与清代前中期诗人的宗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道咸宋诗派宗宋的独特性。第三章分析道咸宋诗派的促兴者邓显鹤的诗学体系,诗歌创作特点,在湖南诗坛的地位以及与曾燠、程恩泽交往的过程,进而论证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形成的关系及其在道咸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厘清道咸宋诗派的倡导者问题。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论述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程恩泽与推进者祁雋藻的生平、学术思想、诗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特点,进而分析他们对道咸诗坛的影响。第六章主要对曾国藩与道咸宋诗派的关系进行考辩。从曾国藩宗宋诗学的来源、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互动、曾国藩的宗黄与诗风之考察、咸同年间曾国藩诗学趣味的变化四个方面证明曾国藩对宋诗运动的影响有限,其宋诗学思想并非来源于程恩泽或何绍基,他的宗黄对黄庭坚热虽起到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开创新的诗风,因此他在“宋诗运动”中的作用并不如学者们所宣扬的“以高位主持诗教”那样高。然后分析曾国藩诗歌的主体人格以及艺术特点,并将曾国藩的杂诗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进行比较。第七章分析宋诗派成员郑珍的诗歌。先梳理郑珍的情、志、学,然后分析郑珍的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中的师法渊源,厘清师法渊源中的表层渊源与深层渊源问题。再分析郑珍诗歌的生命意识、诗史品格、山水田园诗以及诗歌的美学创变,证明郑珍之诗达到了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完美融合,诗境并不狭隘。最后对郑珍诗歌的成名过程进行考索,梳理郑诗经莫友芝、黎庶昌、张裕钊、张之洞、陈衍等人的宣扬而成名的历程。第八章分析宋诗派成员何绍基诗作中的师法渊源,重点厘清其师法对象的转变问题,揭示其师法体系的复杂性。然后分析何绍基的诗歌主题,肯定其金石题画之作,最后从理、情、韵三方面分析何绍基诗歌的美学风貌。第九章分析莫友芝的性情、功名观、诗学主张、诗歌主题、诗歌创作特征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证明莫友芝的诗歌具有典型的宋诗特征。综合来看,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作中流露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担当精神,因此若将其归为“落后”“保守”不符合事实。道咸宋诗派的诗学主张虽没有超越前人,仍属传统诗学范畴,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以杜韩黄与白苏为取法对象却是一种独创,尽管这种独创仍是传统诗学资源的重新组合,但证明了宋诗派进行创新的意图。最终宋诗派的创作者除郑珍外并未能达到大诗家的水准,他们试图创新而未能成功的创作实践彰显出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恰恰是时代衰败的一种表征。因此,道咸宋诗派的存在既推动了古典诗歌由取法唐诗到取法宋诗的转变,同时也为后人了解诗歌与时代之件的关系,诗运与时运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