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元杂剧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对元杂剧的研究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元杂剧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源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在对诸大家的仰慕学习中,对元杂剧进行重新梳理、分析与研究。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元杂剧为什么发生并兴盛于元代的问题,论文通过比较研究,分三个时期阐述了元杂剧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首先,认为在上古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已经有了戏剧因素,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变更,而始终没有没有发育成“真正之戏曲”,是与其文化影响紧密相关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简单概括一下,可称为百家争鸣与礼乐禁锢相交互作用。因此,一方面早期的戏剧因素受到礼乐观念的严重制约,不能顺利地成长为“真正之戏曲”;另一方面,不断的交替出现的争鸣与思想解放,又培育了大量的如歌舞、戏弄、杂艺、讲唱等诸多戏曲要素。其次,元代蒙古南下进入中原,随着多民族的杂居与融合,其文化思想也必定在碰撞、交流、融合中发生变异,而逐渐产生新的文化思想、新的思维体系,元代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多重交融的状态,戏剧有了新的生存的土壤,戏剧演出也由民间底层的行为活动一跃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喜爱的艺术品种,杂剧成为一种流行艺术,文人直接参与杂剧创作,进一部把这种新型艺术创作水平提高,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使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戏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三,随着蒙古政权的巩固,其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儒家文统重新受到关注,元统治者在政治思想上,尊崇儒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封建伦理的再度盛行,导致了元杂剧审美内容与审美形式的蜕变,杂剧因此失去了它特有的风味与活力,逐渐走向衰微。第二部分。本论文通过对元杂剧剧目的再整理分析,结合元代社会状况及元人特有的思想意识,发现现存元杂剧(包括可推断剧情大致内容的存目戏)所蕴含的思想,可用“关系”二字来概括,即作者和艺人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要给迷茫和愚昧的人们一种生存智慧,那就是如何生存的更好,对此,他们阐发的是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第一,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会以各种社会角色出现,而在这个角色下如何更好地处理平衡各种关系,是剧作者和艺人们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如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家庭关系;其他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等,而杂剧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特征,有深深地打上了元代文化的烙印。第二,积极入世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更注重自我内心的宁静,反应在杂剧中,就是那些佛教中人;道教中人以及避世的儒生,而这些人的鄙视思想也无不显示元代文化的特征。第三,一些进不能,出不得的人们来说,任情而行,快意人生,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生存状态。第三部分。元杂剧的艺术形式,其体式的形成,是前代多种艺术形式发展成熟并交会融合的结果。首先,中国戏曲不同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后两者的形式特点是重叙事、情节、冲突,而中国戏曲重“曲”,此曲即是一种新的可供演唱的诗,元人把传统诗歌,特别是宋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结合,诞生了北曲。其次,上古的歌舞、巫觋、俳优,汉之百戏,唐戏弄,宋杂剧等凝成了元杂剧的“杂”的形式特征。第三,中国戏曲以唱词和说白互相配合演述故事,这一特点,源于说唱文学。第四,元杂剧融乐曲、百戏、滑稽戏、舞蹈、讲唱等为一体,形成“唱、做、念、打”的演出形式。文学对于众多“杂”的技艺的整合,诞生了元杂剧的形式特征。其体式的特征,又显示元人特有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元杂剧的艺术形式的形成就是在元代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形成的。就观众而言,市民观众群体是其主要成员,受元代偏好简率、自然、实用的时代审美背景影响,他们观看戏曲追求:简单热闹的声色之娱;雅俗共赏的群体娱乐;蕴含智慧的完整故事。元杂剧为满足观众的感官娱乐与精神心理需求,每一剧以一本四折的形式,叙演着一个完整的故事,使观众在感官娱乐的同时,得到心理的满足。第四部分。元杂剧作为综合艺术,其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本,对于舞台方面,包括剧本、演员、剧场、演出等,又都深深地烙印着宋元以来商业文化的印记。首先,元杂剧剧本的创作,呈现下列特征:有大批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的“书会”才人投身其中;许多剧本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在编演过程中,艺人与文人的结合完成,很好地实现了文学与舞台的沟通。其次,有大批卓有成就的专业演员,也有一批非专业人员参与,他们共同推动戏剧的传播与普及。第三,剧场的特征与戏剧的社会地位关系密切,元代剧场的演变由露台、舞亭、舞楼不断完善,说明戏曲社会地位的提高。第四,元杂剧的演出以虚拟表演与连场戏为主,正是家庭戏班与民间艺术化局限为自由,变简陋为神奇的智慧结晶。第五部分。元代文人对于元杂剧这一新生事物的批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时的。他们一方面从血缘关系上来提升其价值,以传统的史论与诗论的眼光对元杂剧作家、功能进行审视。在史论方面,评论者们论述了从诗到杂剧的文体演变过程;在功能论方面,评论者们直承诗教的认识教化功能,指出杂剧题材内容广泛,可以厚人伦美风化,有补于世;在创作论方面,注重曲词的创作,有意向雅文学靠拢,有些人甚至套用诗文概念评点戏曲,在解释杂剧的文学性方面发表了富有见地的意见。批评者们借助诗文批评标准,建立戏剧理论批评,为杂剧向正统的雅文学靠拢而助威呐喊。另一方面又能立足现时对其演出效果做出恰当的判断。在表演论方面,论述较多是唱功,也明确突出曲词的地位;在作家论方面,对杂剧作家无论其地位高低,均以文章之士来看待,对他们才学与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结论:元杂剧是元代特定文化陶冶下的内在精神产物:元代文化造就了元杂剧的内容、形式、演出和批评,元代文化尤其是思想文化是元杂剧繁盛的依托;元杂剧的兴盛又反作用于元代文化,影响着元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提示我们,一种文艺形式的繁荣,必定有其与之相适宜的文化背景,也只有认清其文化要求,在不同时期能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才是最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