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将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随着外资在华并购的演进,外资并购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外资并购给中国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带来绩效扭曲和绩效损失,由于现行的外资并购规制存在着制度缺陷,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目标。基于此,本文就外资在华并购规制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建立基于效率改进的外资并购规制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制度设计。首先,文章系统地分析了外资在华并购的演进、模式及行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本文从并购主体、并购模式、目标企业、并购的行业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重点揭示外资并购中出现的并购条件趋于苛刻、对目标企业控制权的要求日趋强烈等行为特征,力求全方位展现外资在华并购的全貌。其次,对外资在华并购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本文选取投资方并购动因、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外资并购规制的制度因素,运用问卷调查和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在华并购的目的,从过去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单纯通过参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向追求产业整合、市场势力、资源控制、垄断地位等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目标演变。随着国民待遇原则的推进,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将失去效力,内外资区别对待的歧视性待遇将让位于内外资平等的国民待遇,以产业控制为主的传统产业政策应让位于靠市场机制调节的竞争政策。中国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为外资来华并购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再次,对外资在华并购效应进行分析。外资并购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市场竞争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跨国公司追求垄断的天性,加之中国在外资并购制度上的缺陷,外资并购也不免造成绩效损失和绩效扭曲等负面效应,包括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控制核心技术以及品牌流失等问题,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是通过产业控制造成垄断及垄断的威胁,这种垄断往往表现为外资可能会操纵东道国市场和价格,压抑竞争、降低市场效率、扭曲市场结构,进而破坏其良好的竞争秩序,影响民族工业的独立性;还可能表现为控制东道国经济命脉,从而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对外资并购绩效的综合分析,为中国政府规制外资在华并购提供现实依据。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现行外资并购规制的制度缺陷和变革动力进行剖析。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作为外资并购规制的主体,已经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律法规,用以规范外资在华的并购活动,为外资并购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由于现行的外资并购规制存在着规制目标的偏离、产业政策规制为主,竞争政策规制为辅、歧视性待遇标准以及缺乏完备的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等制度缺陷,致使现行的规制制度不能有效地抑制或消除外资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目标,制度缺陷是引发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最后,在借鉴国外跨国并购规制经验的基础上,遵循效率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综合吸收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理论的优点,采用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有机结合的模式,以行为主义为主,同时辅以例外考虑和合理原则。确立基于效率改进的外资并购规制目标,从以市场进入规制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规制,向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竞争政策规制转变;从有利于产业保护的规制目标向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规制目标转变。为此,政府应着力作出以放松产业规制,强化竞争规制,完善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国际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外资并购规制的制度设计。总之,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外资在华并购规制问题。基本结论是:随着外资并购的发展,外资并购出现一些加大控制权、间接并购等新特点,外资在华并购的目的,从过去单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向以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目标演变;外资并购带来产业控制、技术溢出有限等绩效损失和绩效扭曲,造成资源配置无效以及社会福利和效率的损失;现行的外资并购规制存在着制度缺陷,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目标。建立基于效率改进的外资并购规制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制度设计是本文研究的归宿和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