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反映了女性视野中不同历史阶段男性的表现形态和性格内涵，展现了女性作家对男性的认识、想象、反思和批判的过程，折射出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由觉醒而失落再到独立的历史进程。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女性小说的研究和批评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失衡现象，即偏重于以作品中的女性为研究焦点，如女性人物形象、女性问题等，而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则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试图弥补这一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缺失，把“五四”到抗战这三十年的女性小说创作中的男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男性形象在这三个十年中的不同特征和演变轨迹，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女性创作主体对男性的观察、批判和期待。“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成功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奉献了一批女性艺术形象。但是与这些女性形象相比，男性形象的塑造却显出许多不足之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女性作家对男性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把握尚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与她们普遍采用的创作方法本身的局限有关。所以这一时期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在整体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征，从而失却了与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相称的艺术价值。由于在创作方法上，她们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叙事结构上以书信体、日记体为主，并且重抒情感受而不重人物塑造，使得其中的男性形象具有非常浓厚的主观色彩。但总体而言，“五四”时期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仍然内蕴着作者对男性的认识、批判和期待，象征着女性作家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20年代末30年代初，女性小说的创作在当时社会历史转型的影响下也发生了转向，由“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婚恋自由的独立意识，转向了追求理性、投身革命实践的现实意识。女性作家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底层的受害者男性形象的同情，另一方面则是对男性变态施暴者的谴责，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她们塑造了大量作为革命者的男性形象，表达了她们对男性寄予的希望和信任。这些男性形象的寓意在于，一方面女性小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时代的批判精神，但关注的方向有所转移，另一方面更多的表现为对男性革命者的追寻和追随。抗战期间，一度弱化了的女性独立意识重新崛起，女性小说改变了三十年代对男性的依赖和追随意识，重新开始了对男权的怀疑、批判和抗拒。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又重新回到了对男性世界的批判立场上，普遍表现出一种对男性的绝望和鄙弃。女性作家通过对男性形象自私、虚伪、懦弱等负面特征的描写，否定了传统的男性概念，标志着女性意识的又一次独立和自觉。其中不同地区的女性代表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这一特征，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萧红的《马伯乐》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都显示了一些男性形象的无力、无能和无耻，对男性权威的怀疑和挑战，成为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