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孙惠芬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乡村女性的命运,但其创作却未被涵盖进“女性写作”范围之内。究其原因,这虽与作家低调平和的写作姿态相关,但更与我们对“女性写作”认识上的偏差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占主流的“女性写作”在给女性文学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成为衡量“女性写作”的标尺。不可否认,这些占主流的“女性写作”凸显了女性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体的自觉,使女性和女性写作在90年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就在“女性写作”沿着这一坡度攀登的同时,我们发现可资评赏的文本似乎越来越少,而沿着来路散落的有价值的却又不能入围的文本却越来越多,“女性写作”日益走向了狭窄的境地,如“精英化”、“私语化”、“两性对抗”等。在某种意义上说,陈染、林白等人的“女性写作”抒发的多是知识女性或是作家自我的发现纪实,而广大的乡村女性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性与反抗性在她们那里便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在社会变革时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本应是最该关注的群体,“她们”的被忽视不仅暴露了20世纪90年代占主流的女性主义作家对农村生活、社会底层经验的隔膜,对社会变革时期的底层女性命运缺少关怀,也暴露了我们在“女性写作”认识上的误区。而也正是同一原因,孙惠芬的乡村女性书写因不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而被排除在了声势浩大的“女性写作”之外。虽然孙惠芬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甚至从来也没有刻意写“女性”,但她在不经意间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思考都投射在了乡村女性身上。对乡村的熟悉以及作家后来进入城市的经历都使得她在书写乡村女性时有着广阔的依托。与九十年代同期女性写作中以割舍社会现实为前提的“私人化写作”不同,孙惠芬的方法是将女性放回去,放回那单调的乡村日子中、放到社会城市化、社会现代化的变革中,去考察女性与日常生活、女性与社会变革、女性与男性群体(变革中的另一变量)的关系,把她对乡村日常的思考,对城乡的思考与对女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发掘乡村平静的日子下面挣扎着的生命追求,探讨社会变革对女性心灵成长的波及,另一变量对“她”的影响与限定。这是一种综合的眼光,既是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精英化”、“私语化”、“两性对抗”等倾向的突破,又表达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底层女性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对女性写作的界定开始,探析孙惠芬女性写作的意义,探析她如何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中,在变迁时代的城乡之间,在乡村的男女两性之间将农村题材作品纳入到女性文学中来,如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参与女性文学的发展,以期对这一位默默耕耘的作家有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