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是行为人支配或控制特定物品,违反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持有型犯罪的核心概念是持有,持有的实际内涵是“支配和控制”。无行为则无犯罪,行为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行为性是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前提,持有是行为而非状态,状态是行为的一种外在表现,某种状态的出现是由行为所导致的,仅凭状态不可能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持有的行为方式是作为而非不作为或第三种行为形式,违反的是刑法的禁止性规范。持有型犯罪已存在多个罪名,且具有继续扩张的趋势。在立法上,其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其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是对法益现实侵害的潜在威胁。持有型犯罪是风险社会下预防型犯罪的体现,刑事政策的选择对其立法产生了导向作用。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体现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实体上具有打击犯罪群,堵截犯罪,织密刑事法网的作用,程序上可以提高司法效能,降低预防控制成本。持有型犯罪也存在着罪名、罪状表述不明、持有对象的认定标准法律体系概念衔接不清、推定危险不必然发生等立法缺陷,而这些缺陷可能导致司法机关机械的适用法律、普通民众难以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边界,进而具有刑及无辜的风险。在司法上,持有型犯罪的认定在客观上应考虑其背后蕴藏的重大危险属性,在主观上应坚守罪过责任,摒弃严格责任,严格责任带有刑罚功利主义的色彩,非基于罪责的追求报应缺乏刑事正义。与此同时,在罪过形式上,持有型犯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持有型犯罪本身没有过失犯罪所具有的实害结果,而是一种危险结果,基于过失的持有不具有成立犯罪的正当性。经济社会的日益向前发展,安宁和谐的社会是社会大众的一致需求,面对持有型犯罪立法继续扩张的趋势,应当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作出应对。对其立法扩张应当理性思考,必须坚持入罪必要性和法益侵害性的实质判断,坚持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在司法上,对一些危险发生可能性比较小或不具有危险性的持有行为,虽可能符合持有型犯罪的认定,但应当寻求其出罪的可能,让行政处罚发挥应有的作用,发挥刑法中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