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已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以资源和能源的投入为驱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比重的近30%,碳排放量大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之和,在国际上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对内面临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压力。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双重压力和两难困境,成为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问题的研究广受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理论基础大致包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收敛性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以及碳排放脱钩理论(Decoupling Theory)。然而,学术界基于这些理论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通过文献检索与梳理,学术界对碳排放收敛和脱钩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西方碳排放收敛性研究大多以人均碳排放为指标且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研究认为碳排放存在收敛性,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国内有关碳排放收敛性研究近年逐步增多,但各文献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一方面,是由于各文献在碳排放指标选取不一致,中国人口众多,省域分布不均且流动性较大,人均碳排放指标分析中国区域碳排放收敛性存在一定的缺陷。另一方面,是有关碳排放数据缺失,中国官方尚未公布全国及各省域的碳排放数据,从而使得各文献在碳排放研究中所依据碳排放数据差异较大,影响碳排放相关研究的结论。现有文献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碳排放处于弱脱钩状态。但大多文献采用的是Tapio脱钩指数,该指数以二氧化碳变化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构建,度量两者相对率的变化,适用于碳排放的相对减排,实质为“速度脱钩”。中国碳减排目标从相对减排逐步过渡到绝对减排背景下,有必要探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绝对脱钩指数,本文称之为“数量脱钩”,并根据脱钩指数划分多种数量脱钩类型以更好地区分中国各区域碳排放脱钩状态。正所谓“无法量化即无法管理”。相对科学地摸清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家底”是进行碳排放相关研究和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基础。本文在分析总结现有文献在碳排放测算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简称2006IPCC指南)和2011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简称省级指南)为基本框架,尝试性地对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力求所测算碳排放量能客观准确反映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实际,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数据基础。对中国1991—2015年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测算,并与国际机构发布的中国碳排放数据进行比较,验证了本文碳排放测算方法改进的合理性和可信性。其次,基于收敛理论和区域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区域碳排放强度收敛性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再次,基于“速度脱钩”理论的不足,从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和GDP增长率关系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数量脱钩指数,推导出了在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实现脱钩时,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式,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数量脱钩“可能性曲线”。根据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和GDP增长率,尝试性地把数量脱钩划分为8种状态,并分析了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脱钩及碳排放强度目标情况。以数量脱钩指数为因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碳排放脱钩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由“两难困境”向“双赢区间”转变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2006IPCC指南和省级指南为基本框架,经改进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具体改进方法是:能源数据应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平衡表”,优点是可以从“能源平衡表”的加工转换子矩阵中剥离出二次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能源活动水平数据应以终端消费量为基础,加上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和能源在生产、输送等过程中的损失量再减去用作原材料的能源;能源类别的选取应在不重复计算的前提下涵盖尽量多的能源类别,其中,热力和电力能源的处理对碳排放测算结果影响较大;单位热值能源碳排放因子应参考省级指南公布的值。第二,研究期内,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相对减排效果显著,碳排放强度省域差距缩小,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省域差距进一步扩大。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三个指标在三大区域间差异较大,这有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也与碳排放测算以生产地为原则有关,没有考虑碳排放区域间转移现象。第三,中国碳排放整体上不存在收敛现象,但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局部收敛,且三大区域收敛特征差异明显。东部区域相邻省域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存在负向影响,中部和西部区域则为正向影响。中部区域碳排放收敛速度最快,GDP增长率对三大区域碳排放强度收敛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第四,研究期内,三大区域和各省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态呈现“M”型特征;脱钩指数呈增长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湖北等省份能在“十三五”时期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绝对数量的率先脱钩;中部区域能率先实现203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能源强度的降低是各区域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共同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其他因素在不同区域体现了不同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了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收敛和脱钩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存在创新。一是对碳排放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并验证了该改进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碳排放收敛和脱钩研究提供了相对客观准确的碳排放数据。二是构建了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碳排放强度的收敛性并得到些有意义的结论。三是基于中国碳减排目标由相对减排向绝对减排过渡的背景,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绝对脱钩为视角,构建了碳排放数量脱钩模型和脱钩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