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体制与作家的创作转向——以何其芳、丁玲和王实味的创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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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延安是与重庆相对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这里高举的抗战大旗,吸引一大批作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工农兵文学.作家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延安后文学创作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变化,人们往往从作家生活的变化等方面来解释,忽略了与作家创作密切相关的文学体制的影响.本文拟从延安文学体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来分析作家的创作转向.第一部分:延安的文学体制的四个方面对作家创作影响,通过党的文艺政策、文学机构和文学报刊、文学评价、作家的身份的变化对作家创作影响的阐述,厘清延安作家创作转向过程中文学体制的力量.第二部分:以三个作家为例,论述在延安文学体制的作用下,作家创作转向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何其芳为代表的作家,创作转向明显.这影响了创作成绩,完全意义上的工农兵文学成绩不大.第二种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家,创作有变化,但仍保留了"五四"启蒙传统,虽处境尴尬,却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三种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作家,与延安文学体制保持距离,创作基本不受文学体制影响.结果命运坎坷,创作上却有工农兵文学所不具备的个性特征.第三部分:延安文学体制的意义.作家创作的变化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为延安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新作品,描绘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雏形.作家创作转向从多方面推动了延安文学的发展.延安文学体制对作家控制较严,限制了作家的创造性和创作个性,使得作家创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面对体制的力量,作家们的多种选择,写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色彩斑澜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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