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The Sound and the Fury著名翻译家李文俊版中译本《喧哗与骚动》。针对《喧哗与骚动》原文中福克纳特意为之的写作手法是否在译文中得到足够关照，尚未有比较完整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因其具有文学性，而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作家精心运用的陌生化手法中。因此对于文学翻译的译者来说，能否成功再现原作的陌生化手法决定了译作的成败。那么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本的陌生化程度如何？保留源语文化的陌生化效应是否意味着牺牲读者的可接受性？从李文俊《喧哗与骚动》中可以总结出什么翻译策略，使译本在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同时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系统？上述翻译策略有哪些现实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喧哗与骚动》中陌生化手法的具体表现，认为该作品是一部高度陌生化的小说，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叙述视角和微观层面的语言表达两个方面。在叙述视角上，作者福克纳一改传统的全能角度，成功地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语言表达主要表现为新造词、通感修辞的运用、平行结构、重复以及意识流等陌生化手法。本文接着考察李文俊译本中对陌生化手法的再现，通过与2013年曾菡与富强译本的对比分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描述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本对原文陌生化手法的再创造，认为李译本在较完整地呈现原文陌生化手法的同时保留了读者群。产生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的接受环境以及译者的审美力和创造力。本文认为译者李文俊采取了陌生化加补偿的翻译策略在没有牺牲可读性的情况下对中国当代文学起到源流作用并给中国当代作家带来巨大影响，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