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东一直是全国的重匪区，特别是1916-1927年间的匪患尤为严重。山东土匪以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影响巨大、组织严密、武装程度高而著称，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与民国同始终。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借助社会学、犯罪心理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民国土匪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治理进行全面探讨。通过分析和研究，更好地揭示土匪群体的内在本质规律、生活状况、心理特征、畸变性格和扭曲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引发出在当今社会对防范和遏制类似暴力犯罪的思考。 民国时期山东土匪的形成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天灾频仍的原因，又有地理环境独特、历史文化传承、民风强悍、西方势力的渗透和日本的扶持利用等原因。如山东山地较多，鲁西南水泽罗布，这样的地理环境为匪患的滋生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水浒传》中对土匪生活的浪漫描写和土匪战术的详细介绍，对匪患的形成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战术指导作用；山东强悍的民风和“尚武”之风的盛行为匪患的形成提供了性格支撑；鸦片荼毒成为不走正路进而为匪的开端；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和失范的社会心态，成为从匪以逃避社会不公的理想选择；充足的武器来源使山东土匪战斗力极强，不易被剿灭。 在政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外国列强从自身不同的需要出发，对山东土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传教士披着乐善好施的外衣，以自己特有的庇护功能赢得了土匪的好感，并顺利地以土匪为媒介扩大自身的影响。列强政府则频频以“洋票”事件为口实，假借中国无力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妄图挑起国际争端，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为达到图谋山东的目的，在武器、人员等方面为山东土匪提供支援和帮助，并利用土匪制造混乱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民国山东政府对土匪的治理态度不一，成效也不同。张树元、郑士琦、韩复榘主鲁期间对土匪大力进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田中玉则因“临城劫车案”成为北洋政府媚外的政治牺牲品。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在位期间因忙于军阀混战而无力剿匪，加之匪性难移、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匪患日益猖獗的局面。 中共根据不同时期的斗争需要，对山东土匪武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为革命所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利用土匪武装发动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党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团结土匪武装共同抗日，摸索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改造利用土匪队伍的路子。 总之，民国时期的山东土匪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强大的势力对山东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直接影响。对这一时期山东土匪成因与治理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特殊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山东社会的历史全貌，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这一时期山东社会畸变原因的理解，深化对山东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犯罪原因、犯罪心理，维护社会治安，有效地防范当今社会类似暴力犯罪，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山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