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和“政治性”的标准几乎左右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的相互更迭则造成了评价结果的巨大差异。在此一背景下，“迂回”作为个人文学观的一种体现在本文提出：与其反复于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定，不如去体验文学知识分子在创作中所经历的价值反复的剧痛——在“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个人立场与主导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如小说主人公关于理想的坚守与反省；面对红色写作陈规的守成以及对其的突破，小说叙事结构和技巧的守旧与创新等等。“迂回”本身不构成评判文学优劣的标准，但是通过对“迂回”的发现，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考察“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在重建主体性、反思主体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构筑文学现代性话语空间等方面的力度与限度。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新时期”文学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在“纯文学”标准下又受到贬低。本文主要从文本细读出发，兼顾回到“历史现场”，提出从“迂回”叙事的角度观察“伤痕-反思”文学。第二部分是正文。正文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理论部分，对“迂回”的涵义和类型进行说明。首先从词典解释、《迂回与进入》的阐发和在“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使用三个方面对“迂回”的涵义进行了说明。接着在知识分子话语、女性话语和农民话语三个范畴内对“迂回”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下篇是文本分析。以古华《芙蓉镇》、王蒙的《蝴蝶》、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为例，分别探讨“迂回”在具体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芙蓉镇》的“迂回”主要体现在“男性形象塑造和女体书写与国家话语的纠缠”上；《蝴蝶》的“迂回”体现在“革命主体(张思远)的有限反思和非革命主体(秋文冬冬)的出现”上；《陈奂生上城》的“迂回”体现在“启蒙者身份重现和农民批判的窄化”上。第三部分是结语。提出“迂回”的起因源于调和“政治性”和“文学性”标准的个人文学观；简述了“迂回”的目的效果，并对“迂回”在“新时期”文学的“普遍性”和在此后文学阶段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