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出发,探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公共外交活动,并选取胡适使美演讲为案例,分析使美时期(1937—1942年)胡适的公共外交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外国援助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外交工作,在积极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公共外交实践。就主要内容而言,国民政府的公共外交大体可以分为对外宣传和国际文化交流两个方面。若从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来看,参与国民政府公共外交活动的力量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政府机构和相关社会团体构成国民政府公共外交的主要力量;其次,包括政治家、驻外外交官在内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是国民政府实施公共外交重要的个体力量;此外,国民政府开展公共外交时也借助某些外国力量,这些外国力量是国民政府实施公共外交有益的补充力量。使美时期胡适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战时国民政府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出于多种因素考虑,派遣胡适以特使身份赴美宣传,1938年9月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942年9月胡适离职。在这五年间,胡适以演讲为主要方式,不遗余力地开展对美公共外交。胡适的公共外交富有成效,向美国民众传播了中国抗战的信息,推动美国政府逐步走向援华制日。但是,与政府间外交相比,胡适的公共外交毕竟是“慢功夫”,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也难以契合国民政府强烈希望美国采取实质性援华措施的迫切外交需求,因而并不为国民政府领导层(尤其是蒋介石)所认可。此外,胡适公共外交表现出一种“浪漫化中国”的倾向,反映了胡适公共外交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