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是现代行政的重要趋势，它不仅表现在力度的不断强化，而且还显现为运作的末端化和微观化，甚至可以称之为“街头官僚的行动”，行政裁量权已经越来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在行政机关立法的当今，行政裁量权毫无疑问处于一个很核心、很惹人注目的位置。在现有国家机关中，警察机关无疑享有最多的行政执法权，也因其具有国家机器属性，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力量，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作为警察机关的主体，警察成为法律政策执行的最末端，享有高度的裁量权和相对的自主性。从积极意义上来讲，行政自由裁量是为了更好的保证个案正义，而个案正义通常被认为比有精确的规则推导出的结果更好。可以说，没有无裁量的行政，现代警察机关执法需要裁量，现代社会需要裁量，加之，法律在制定之初的缝隙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都需要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裁量权。事实上，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在为警察机关进行松绑，让警察个体能够发挥自主作用，能动地使用法律，发挥行政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实现个案正义，但不加控制的自由裁量就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滥用裁量权、侵害权利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控制不力就如堤溃蚁穴，给我们国家法制社会的建立带来巨大的撞击，成为行政法上的“特洛伊马”。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角度，引出在警察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的现实情景下，如何从积极意义层面更好地发挥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实现个案正义，同时，如何认识现实背景下，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问题，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基础上，采取有效务实的做法进行控制，在发挥外部控制的同时，发展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之法，使警察自由裁量权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进自由裁量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