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一系列信息传播的新兴媒介。而新媒体在信息识别中的低门槛和高包容、在信息传播中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等特性也加剧了假新闻的滋生和传播,严重威胁着新闻权威性、媒体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各类与疫情相关的虚假新闻如洪水巨浪般涌入公众的视线。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目的,一些无良媒体炮制各类与疫情源头、发生、流行、治疗相关的假新闻;自2021进入后疫情时代,与新冠疫苗、疫情后的国际形势、经济复苏及就业、卫生安全等相关的虚假新闻依旧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发酵,对公众产生严重误导,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基于此,本研究以第三人效果理论为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具体语境下,探究受众如何感知及应对虚假新闻。研究分别以国内疫情相关虚假新闻和国际疫情相关虚假新闻为样本,分析新冠虚假新闻的传播效果。在国内疫情相关虚假新闻中,研究以西安及上海两市市民为调查对象,将虚假新闻接触频率、个人涉入度、个人与社会风险感知度作为影响第三人效果认知和后续防疫行为的变量进行验证;在国际疫情相关虚假新闻中,研究以上海市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选取了不同内容,不同国别的虚假新闻案例,以事实核查信息和社交媒体指标作为分组依据进行对照实验,利用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研究了受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对自己及他人影响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后续行为意向。议题涉入度、媒介涉入度、媒介可信度、爱国情感和他国好感度、虚假新闻信源及类型等因素被作为影响第三人效果认知和行为变量进行了验证。研究共回收国内疫情相关虚假新闻第三人效果问卷449份,国际相关虚假新闻第三人效果问卷601份,经过配对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一系列数据分析后发现,国内与国际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中均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即被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对自己的影响小,对他人的影响大。在涉入度方面,研究发现议题涉入度正向预测第三人效果、个人涉入度、媒介涉入度负向预测第三人效果;在个人情感及情绪方面,国内议题虚假新闻的研究发现,受众在个人及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度与第三人效果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个人涉入度、个人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较高时,出现反转第三人效果现象的频率较高。而国际议题虚假新闻层面研究发现,受众爱国情感与涉及中国的虚假新闻第三人效果呈负相关。在虚假新闻信源和类型方面,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信源的新冠期间虚假新闻产生的“第三人效果”比官方媒体信源的强;涉及负面内容的新冠肺炎虚假新闻产生的“第三人效果”比涉及正面内容的虚假新闻强。在后续行为方面,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新冠期间虚假新闻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与支持政府监管和媒介素养干预成正相关,与“戴口罩”、“宅在家”、“消毒频率”的预防行为成负相关、与“囤物资”的前置行为及“信息分享意愿”成负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接收到社交媒体指标较低或带有事实核查信息的虚假新闻问卷的受众拥有更高的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研究同时还验证了虚假新闻事实核查与受众分享意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