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具有责任保险的双重保障功能,即同时帮助被保险人转移责任风险和保护无辜受害第三人的损失得以全面赔偿。通常认为,董事责任保险的价值和功能至少包括以下四点:(1)帮助董事高管分散执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这类索赔通常金额巨大,赔偿金或和解金以及诉讼费用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甚至超过了董事高管个人可能负担得了的上限。(2)帮助公司获取和挽留优秀的管理人才;(3)发挥中介机构的“看门人”作用,担当公司治理的外部监督者;(4)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相应,对董事责任保险可能逆向选择引发道德风险的质疑也始终不绝于耳。保险实务中,通常以差别保费和合同条款设计等手段为主控制董事责任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深入研究将帮助我们以合同视角理解制度微观运行规律,并从中发现突破口,设计出更切合我国实践需要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这对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存在的基础即董事民事责任、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及关系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等角度剖析了主要合同条款和细节背后的法律逻辑与理论基础,以期为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设计提供若干可行的解决方案。此外,应当正视的是,董事责任保险这一“舶来”的保险产品在我国发展已有十数年时间,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即使不能说其已完全失败,至少也是让人失望的。这一结果由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造成。首先,从配套法律制度角度来看,我国董事民事责任赔偿制度体系尚不够完善,有关法律规定零散地分布在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文件中,且表述不够具体明确,给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障碍。以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勤勉义务为例,法条中仅是要求董事对公司承担勤勉义务,但对勤勉义务内涵的界定却语焉不详,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后果更是欠缺明确规定,则司法实践将很难以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为由判决董事承担民事责任。这类法律的缺失和不足导致我国董事高管被提起诉讼的风险较低,董事高管没有或者少有转移职业责任风险的现实需要,自然无需董事责任保险的保护。其次,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来看,“一股独大”或“内部人控制”现象在我国国有股份制公司中极为普遍,这进一步抑制了我国董事责任保险需求,甚至可能提升董事责任保险道德风险水平。而国内为数不多的实证分析的结论证明,或许“海外上市”才是我国公司愿意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最重要原因。最后,结合上述从不同角度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法律分析,尤其是对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本文从推行强制性董事责任保险的可行性、董事责任保险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环境的优化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本土化修正等角度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只有建设完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生存发展的环境,我们才能期望董事责任保险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