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有效的全球治理关键靠制度。国际社会的领导国,在全球治理制度的创建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最为典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主导创建了一系列国际制度,这些国际制度囊括各个不同领域,呈现多种形式:地区性制度、全球性制度、经济制度、安全制度、多边制度、双边制度等。领导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创建国际制度,并根据偏好对其进行调整。但是,建立制度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可信的承诺和领导国的自我约束。从本质上讲,合法性是一种社会和关系现象,一个人的地位或权力在真空中是不合法的,这个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有意义。即便是领导国,也不能单方面地创造合法性,合法性只能是他人给予的,是由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授予的。国际制度的创建并不是领导国的独角戏,它要有效运转并得到其他国家的遵守,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和参与。领导国在主导创建国际制度的过程中是如何令其他国家同意并支持其供给的制度安排的,领导国实现国际制度合法化的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领导国在创建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谋求强制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制度安排。从领导国的制度方案竞争到最终的制度法律化和社会内化之间是一个持续沟通的过程。法律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的社会化也并非是完全于制度创建之后才开始的。领导国主导创建国际制度并推广其制度方案的过程,正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将利益激励与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的过程。简而言之,沟通合法化是领导国主导供给全球治理制度的合法化路径。沟通合法化是指通过在沟通过程中的论辩达成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以期取得合法性。沟通合法化分为输出与输入两个维度。输出合法化是指领导国向其他国家推销供给制度方案并被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的过程。领导国供给的制度方案越满足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需求并贡献越多,这一国际制度方案的输出就越具有吸引力,输出过程就越顺利,越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输入合法化是指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领导国制度方案的反馈并被领导国吸收的过程。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不是被动接受领导国输出的国际制度方案,他们会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论辩和沟通迫使领导国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当领导国输出自己的制度方案时,其他国家通过修正自身偏好接受领导国的制度方案,或者通过发挥能动性迫使领导国调整制度方案以迎合本国需求。制度参与国与制度供给国的交往构成了一个相互合法化的过程:供给国将制度方案以利益为外壳,以价值观为内核输出给制度参与国,参与国在调整偏好的同时将自身利益诉求反馈给供给国,这一反馈过程对于供给国来讲是一个输入过程。供给国为了提高国际制度的合法性,获得更多国家的接受和参与,会对制度的初始方案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制度方案会再次进入新一轮的输出过程,以最终达到供给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利益趋同和价值观趋同。本文对二战前后美国创建国际货币制度的案例进行验证,通过考察在大萧条之后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这一时期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沟通合作态度的变化,发现由于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合作态度的不同,国际货币合作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在大萧条初期,英美等国各自为政,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创建国际货币制度的失败。各国都奉行一种国内优先的政策,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拯救本国陷入崩溃的经济。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各国缺乏有效沟通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有过合作的机会,但都因缺乏诚意和目标与利益之间的极大分歧而告失败。在欧洲形势紧张到美国参战这段时期,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从消极沟通转为积极沟通的过渡阶段。美国参加二战之后通过对他国输出多边主义、平等互惠、非歧视的价值观以及创建国际制度利益的需求,并且通过调整制度方案以迎合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最终成功创建国际货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