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萧红最重要的三部作品《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为重点细读文本,兼及其他几篇相关的中短篇小说,结合萧红研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话语——即民族国家话语和女性主义——各自拥有的长处,来探讨萧红对女性命运、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方面问题的思考。论文第一部分以《生死场》为分析对象,指出其成就主要在于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传统乡土社会生死轮回的生存图景,其中对女性惨痛的身体经验的揭示尤为发聋振聩,展现了传统文明残忍的一面。《生死场》没有孤立地来写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压迫,而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结合起来思考,并暗示了女性的解放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以及民族的解放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民族的解放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解放,众多事实表明,女性的解放是一场更为艰巨而漫长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萧红凭借着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深切体会,获得了远非男性作家可比的犀利洞察。论文第二部分以长篇小说《马伯乐》为重点分析对象,兼及《旷野的呼喊》、《北中国》、《莲花池》这三个短篇,探讨萧红对国民主体性的思考。马伯乐是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一类入的代表,虽受五四风气影响,却未能得其精髓,在他身上所展现的是一种病弱的国民主体性。通过对马伯乐这一类国民形象的刻划,萧红表达了她在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下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从而接续了五四文学的内在精神传统。论文第三部分是对《呼兰河传》的再解读,指出萧红在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中寄寓了自己的故国之思。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似乎是有“家”而无“国”,但是萧红在对故乡的人和事、风俗和民情的讲述中,已经活脱脱画出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精神所在。童年视角和成人视角这两种叙述视角的交错使用,也使得作品的情感表现显得更加蕴藉。《呼兰河传》中情感的丰富多义性也表明萧红已从早期较为单纯的启蒙立场发展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