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迁移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不同于个体迁移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镇中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既要扮演受雇佣者的角色又要扮演家庭成员的角色,与他们在农村相比,他们在城镇中扮演的角色更多,角色任务也更复杂。工作和家庭是他们在城镇生活中的两个主要领域,这两个领域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互动和影响。人们能否保持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往往会影响到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和谐和组织效率。农民工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能量,他们在城镇生活中的工作—家庭关系不仅关系到组织绩效、企业发展,还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国内外对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进行的研究很少,而且,国内关于农民工工作和家庭的研究几乎都是单独考察工作和家庭这两个领域,而没有深入研究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论文把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中观系统来研究工作—家庭关系,从工作、家庭之间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入手,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努力—恢复模型”,研究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家庭要求、家庭资源对工作—家庭关系的作用,以及工作—家庭关系与主要生活领域上的满意度、离职意向、身心健康的关系,以从工作—家庭关系这一角度来了解他们在城镇的工作和家庭状况及工作、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建立加快农民工适应城镇生活、转化为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的有效机制提供决策参考。本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在以往国内外关于工作—家庭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对17位家庭式迁移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对访谈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初步得到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构思,并了解他们的工作特征和家庭特征。第二,在访谈研究结果和以往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制工作—家庭关系问卷,并通过试测、修订,形成最终问卷,对使用该问卷进行大规模调查获得的两个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工作—家庭关系的维度结构,获得了一个包含17个题项的适合用来测量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量表,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背景特征的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在工作—家庭关系各维度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第三,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来分析他们的工作特征、家庭特征的结构以及工作特征、家庭特征、工作—家庭关系的现状,并在对个人背景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考察工作特征、家庭特征对工作—家庭关系各维度的作用。第四,通过对432位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考察工作—家庭关系与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离职意向、心理不健康及身体不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研究工作,本论文得出下述主要结论:(1)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工作—家庭关系的四维结构模型,即工作—家庭关系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和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这四个维度在我国的家庭式迁移农民工中也得到了验证,然而,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特殊性:他们的WFC的表现形式涉及Greenhaus等描述的基于时间、基于压力、基于行为的冲突;FWC的表现形式涉及基于时间、基于压力的冲突,但没有涉及基于行为的冲突;WFF的表现形式涉及Carlson等描述的发展促进、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FWF的表现形式涉及Carlson等描述的发展促进、情感促进和效率促进。(2)他们感受到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水平并不高,且低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促进水平。(3)具有不同老人随迁情况、子女留守情况、受教育程度、工龄、本人在迁入地生活时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和迁入地居住状况等的农民工在工作—家庭关系的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4)体能要求、婚姻分歧显著正影响WFC;配偶支持显著负影响WFC;婚姻分歧、配偶要求和家人要求显著正影响FWC;决策自主性显著负影响FWC;决策自主性、同事支持和配偶支持显著正影响WFF;工作不安全感显著负影响WFF;配偶支持、同事支持、技能要求显著正影响FWF。(5)WFC显著负影响工作满意度,正影响离职意向;FWC显著负影响家庭满意度,正影响身体不健康和心理不健康;WFF和FWF均显著正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WFF还显著正影响生活满意度。基于对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结论,本论文提出“四位一体”的对策措施,即结合“政府、用人单位、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家庭成员及农民工自身”的力量共同来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工作—家庭关系并提高他们对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降低离职意向、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以促使他们更快地适应城镇生活,并转化为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