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在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投资者参与外国政府合作的PPP项目越来越多。我国投资者在海外PPP项目运行过程中面临了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和其他风险等。在海外投资实践中,在涉外PPP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可以类比其在国内的商业实践经验进行规避或控制商业风险,而政治风险对社会资本方来说具有不可控性。虽然政府方一般会在PPP项目合同的风险分担条款中对政治风险做出“政府承诺”,但是政府承诺越充分,往往投资回报率越低,而社会资本方为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也可能对政府承诺的充分程度降低要求。因此看来,政府承诺对社会资本方面临的政治风险的缓解作用有限,政治风险才是项目提前结束的主要原因。通过对PPP相关法规的分析,PPP项目政治风险主要是政府方通过行使其行政优益权做出的政府行为导致的风险,因此,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些政治风险也可以概括为政府单方变更项目合同的风险、政府单方终止项目合同的风险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征收和类似措施风险等。而这些对社会资本方不利的政治风险,其启动条件仅仅原则性地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没有限制政府方的行政优益权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和实质条件约束。通过对域外经验的分析借鉴,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并从社会资本方、东道国、投资者母国的角度分别提出以下建议。从社会资本方角度应完善涉外PPP项目合同来预防风险,例如在合同中安排“定审机制”和嵌入“可变条款”;从东道国的角度,应完善PPP立法,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维护其与PPP项目公司的合作地位;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应根据互惠原则相应地完善其PPP立法,来约束行政权力,另外还应建立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具体包括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投资者母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