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递中国正能量是备受公众瞩目的焦点话题。转型期中国,见义勇为的缺失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形象,而且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见义勇为的衰颓是国人之殇,亦是民族之痛。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对见义勇为问题感到纠结和焦虑。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发现,当代社会中见义勇为精神并未过时。大部分国人依旧认可见义勇为精神,但是由于行动缺乏制度性保障,导致人们常常纠结于“为与不为”之中。文章旨在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政府在见义勇为道德建设中发挥着何种作用?政府公信力对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政府公信力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社会安全感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本研究通过梳理与回顾已有文献,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拓展出了公共社会资本理论。探讨了政府公信力与个人见义勇为意愿间的逻辑关系,论证了政府在见义勇为道德建设中的责任与使命,为提升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提供务实建议。文章主要围绕“政府公信力如何影响个人见义勇为意愿”这一基本问题,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公信力、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社会安全感的概念模型。文章认为政府公信力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社会资本,对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政府公信力通过提升社会安全感间接影响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文章基于2009年《成都市政府公共服务情况评价调查》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中介作用检验,对四个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共包含五个章节,主要围绕理论阐述、实证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文章重点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中提出了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在归纳述评社会契约理论、政府责任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构建了公共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围绕公共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章中进行了实证分析。简要介绍了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考虑到人口特征可能会在政府公信力、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社会安全感上存在差异性,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城乡、圈层的群体比较。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通过对比模型回归系数,证实了四个研究假设。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政府公信力越高,个人见义勇为意愿越强烈(β=0.026,P<0.01)。第二,政府公信力越高,个人社会安全感越强烈(β=0.059,P<0.01)。第三,个人社会安全感越强,见义勇为意愿越强烈(β=0.122,P<0.01)。第四,社会安全感在政府公信力与个人见义勇为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c’0.021<c0.026),即政府公信力不仅直接影响个人见义勇为意愿,还通过提高社会安全感间接影响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论证了政府在化解见义勇为道德困境中的重要作用,为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个人见义勇为意愿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本研究认为,在转型期社会背景下,提升个人见义勇为意愿,不仅需要强化个人道德素质唤醒见义勇为内生机制,更需要政府发挥外部助推功能。政府应该从颁布全国性见义勇为法、简化见义勇为申报程序、建立见义勇为行政补偿制度、对诬陷见义勇为者进行行政处罚等方面入手,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见义勇为道德建设中来。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探讨了政府公信力对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的引导和培育作用。突破了已有研究注重见义勇为者个人特征,忽略政府助推力量的局限性。第二,结合中国社会背景,拓展出公共社会资本理论。弥补了已有研究单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现象的缺憾,开拓了新的理论视角。第三,构建了政府公信力、个人见义勇为意愿、社会安全感的概念模型,证实了社会安全感在政府公信力与个人见义勇为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横向对比研究和动态追踪调查。调查对象局限为成都市居民,缺乏其他省份和地区的对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长期的动态监测与调查,增加样本覆盖面,进行跨省份跨区域间的横向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