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清楚地意识到,日趋平等的社会状况严厉地拒斥了贵族制,并总是越来越彻底地消除贵族制。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没有任何歇脚点。这是天意使然,既己成事实,同时还是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然而,民主之教义及其进展却可能威胁到人类自由这一首要的善。托克维尔感到恐惧。在平等之后和在继续追求平等的过程之中,怎么弥合这一裂隙?本论文不拟对托克维尔丰富的思想进行全免考察,而只是专注于托克维尔在其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关于民主的政治推理。在笔者看来,这项阐释工作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而且,在国内已有的相关著述中,尚未有人这样系统地做过。为此,笔者将特别加大对托克维尔文本本身的解读力度,并试图完全围绕这些文本的自洽性来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研究。借由对文本的细读和缕析,笔者将看似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尽量写得明白而晓畅,以此求得对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文章从对托克维尔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开始。在托克维尔看来,相对于现代民主,古代民主与法国的旧制度同样地属于贵族制。这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状况：前者以身份平等为特征,后者则以身份不平等为特征；前者是民主制,后者则是贵族制。因此,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这二者的区分是其基本的范畴；同时,平等是托克维尔的民主这一概念的核心含义。平等的发展势不可挡。甚至,它源自一种神意。因此,惟有顺从之。而这种平等对于美国人而言,当追溯历史,托克维尔发现他们的平等是一种生而平等,其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立基于一个白板之上。与之相反,在贵族制下,身份的不平等是其根本特征；同时,基于等级制的特权恰好也是贵族的自由之外壳。由此差别,美国革命不存在摧毁封建结构的任务,而只是维护和确认既有的人民主权原则；而在法国,出于对贵族特权的憎恨,人们在借助暴力革命使平等原则获得胜利之同时,一并将贵族的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对地方自由的爱好予以了摧毁。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通过独立革命走出乡镇并最终通行于全国,成为主导该国的万法之法。同时,民主人的相似性使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只属于其个人。但精神世界的权威又必须有所在。他们信赖舆论。因此,舆论使得人民主权的原则成为日常的事实。但这种和谐一致竟对自由本身构成了威胁。对平等的爱好使人们很难容忍差异的存在,因为差异将表明一种认同危机。为此,民主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整齐划一的强求。这样一来,好政府就成为民主人的一种心理渴望。对平等本身的热爱是民主人的根本特性。因此,即便在至为古老且从定义来看就是不平等的主仆关系之形成上,唯一正当的方式只有契约。任何非暂时性的、不可解除的命令与服从形式都无法见容于平等这一社会事实。至于民主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实业贵族的出现,这些都只是例外情况。其终将遵循平等的民主社会的逻辑。但是,民主的平等也会遭遇其边界。在两性角色上,美国人既明智地保留了传统的男女分工,又肯定了二者在智力、人格和价值等方面的无差别。同时,民主的教育又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将会给她们带来的危害。因此,用其智慧,美国人平衡了民主之本能在影响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上的过分发展。当民主平等的这种边界表现在宗教上,即是宗教为了美国人的世俗幸福而禁止他们构想社会的无限权力。但也正是在这里,出于对宗教现实效用的认知,民主不仅使得美国人产生出一种信仰方面的虚伪,而且其自愿从自然之外引入力量来规制自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民主对心灵施加的过分的社会权力的例子。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尽管信仰或宗教源于人性,但宗教与民主的这种关系才是民主时代的自然状态。法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政治与宗教未能实现一种共生共荣的局面。大革命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开展了一场政治革命。然而,实际上,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却只说明了同一个真相：宗教只有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才能健康持久地存在。作为一场民主革命,大革命的根源仍在于平等。不过,其最重要的推于却是专制王权。在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转变的过渡阶段,专制君主们通过系统地侵蚀贵族的政治权力而展开了社会民主化这一过程。最终,通过大革命,等级制的政治原则是如何地不适应于民主的社会事实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展示。但是,将旧制度与大革命联接起来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却是中央集权。革命并非只有这一次。在日益明显的社会问题之映照下,以社会主义为母体而诞生的1848年革命使托克维尔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样,这种革命也并未使得法国人民成为自由民族,反而给人们带来一种关于民主的普遍的误解和恐惧。然而,实际上,革命或动乱并非民主的本性。民主与革命不是一回事,革命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种形式。对民主进行解剖时,可以发现,民主的平等所具有的正义性使得自由的内涵发生变化：它的重心偏向了平等这一端。肯定人们的平等的自由就等于首先肯定平等,因为只有涵盖所有人的自由才是平等的,进而这种自由方为正义的。而且,作为甲等的民主之合理性不仅仅在于它是公正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符合人性的。民主的到来与感情上的个人主义之出现是两相吻合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它因此决定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关于自由的准确概念。而贵族社会的那种对特殊权利的维护必将让位于这种对人之普遍权利的承认。较之对自由的爱好,人们更爱平等。平等的激情因此成为民主社会的动力所在。与此同时,中央权力恰好也是喜欢平等的,因为平等特别有利于中央行使和扩大权力。所以,中央集权化就成了政府的自然趋势。而且,中央集权特别容易与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由此而建立的新型专制在民主时代是使人最害怕的。它不但要压迫人民,而且要使人类的一些主要属性从人身上消失。然而,自然所创造的人与人之间的心智之不平等将永远存在。在此意义上不平等是自然。而平等则是要打破自然。如此这般,民主倾向于驯服自然,但又被自然所否定。而另一方面,民主不仅是正义的,而且还符合人性。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对于民主的这种专制,民主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在民主社会之中节制民主的过分发展。它可以用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制度来加以抵制。这门新政治科学的范例在美国。美国人的例子向人们成功展示了关于下等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技艺。在其中,没有人被要求放弃其个人的独立,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的事业。惟有如此,自由才能得以保持。具体而言,这就是通过人为地创造人们必须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社团,以此来代替容易被人们视为补救个人之独立性带来的弱点的中央权力。同时,只有那些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才能促进本国的繁荣。愚昧无知的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为此,要想有效节制民主的本能的方面,还需要民主的智力的方面。后者也属于民主的政治科学和艺术。不过,较之书本的教育,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于经验。因此,自治不可或缺。并且,实际上,就民主而言,其开放的统治阶级本身就要求且能够培养被治者的统治能力。民主的本能的过分发展最终还是需要民主自身来予以诊治。所以,不要放弃以法制与民情来调整民主制度的希望。而这也是民主之所以能够被视为自由之朋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