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后人的描述中主要有两重身份：积极倡导排满的革命家和学问艰深的学者,而这两重身份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于被认识。本文在关于这个特定的思想人物的研究上,正是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试图寻找一条理解章太炎国学研究的政治性的路径。章太炎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这个转型的描述,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从朝贡体系的国家形态向一定程度上以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为范型的国家形态的转变；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整体性的政教型态向分化的文化型态的转变,也就是传统思想中的“文”被分化成学科建制下的文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等。现代文学正是现代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建制,随着学界广泛的现代性反思,对于现代文学的反思也逐渐展开。因此,传统思想中的“文”的观念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反思的视野,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正是试图在“文”的框架中回应中国现代转型中已经和将要出现的现代性危机。他的国学研究(也就是“文”的实践)正是他力图保存“国性”的主要方式。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文”与“国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下篇展开章太炎的国学研究,呈现他如何在诸如小学、文学、史学的研究中具体展开他对国性的理解以及保存国性的方式。章太炎继承并重新阐发了传统思想中“文”作为一种文明创制和传承的机制,在这个机制呈现了文明自身的独特性,这表现在：一、文明创制时人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所具有这个文明自身的特性；二、文字的创造、流变,典籍的生成和传承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枢纽。而这些正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的独特性和生机之所在。下篇分别从章太炎的小学、文学和史学研究中读解出他要从中寻找和激活的这些枢纽和机制。小学研究中,他在追源溯流的过程中,将“初文”(最初造的字)作为中国政教创制的原初的型态,并认为这正是“中国”之所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六书”中的“转注”与“假借”作为语言文字创造和演变的枢纽,并借此论证古代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在文学研究中,他将文学的观念扩大到一切包括文字、图表在内的书面记载,并通过传统的典籍分类、传承否定了狭义的文学观念,重申政教系统中的文体观应对西方传来的新文体,最终否定了以“感”为基础的新文学观念。在史学研究中,他重申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确定信史的道路。通观章太炎的国学研究,他最后确定的方向是以史学来统一国学。而他的史学观念又是原理性的,因此,文字的创制、演变,典籍的生成、传承中的机制和枢纽最终都归于“史学”。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正是他关于“文”与“国性”一整套思考,这应对了当时今文经学、新史学、启蒙主义对于现代国家创制理论和实践。在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危机的时刻,章太炎用自己的方式开创出一条确立中国的实体性和主体性的道路,而这正为我们提供了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参照。